首页 -> 2002年第9期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作者：黄东文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三年。三年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现将我在广东省高要县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及今日的思考提供给读者。
竞放晚稻高产“卫星”各级领导走火入魔
三年困难时期的形成，是从1958年夏收大放小麦高产“卫星”开始的。这年6月7日，河南省信阳地区岈山人民公社率先放出亩产2105斤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刮起了粮食高产“卫星”的狂风。这股风刮到广东时，早稻已基本收割完毕，要放早稻高产“卫星”已错过了时机。到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媒体大张旗鼓进行宣传，省属各部门奖励了10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记刘某调任高要县县委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首县、富县，是地委、专署驻地，又是全省举足轻重的几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调到高要就意味着升级。不多久，他就当了中共西江地委委员。当时，我在中共高要县委办公室当一名小干事，职务是县委调研组组员。刘某来高要后，领导安排我当刘某的秘书。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刘指定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各部、委、办、局领导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去新兴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我一同去。新兴一位县委副书记介绍情况时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超过3000斤！”吃过午饭，我们来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割完，田头整齐地排列着已脱粒的100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底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多斤。大家看了，都说：“这回来参观，看后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无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交代，要我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首长在场，大家讲话毫无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斤，我看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有！”接着，莲塘公社副书记张有才冲着我吼叫：“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我们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我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又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看来大家把放晚稻高产“卫星”都看成是上头号召的政治任务，既然是上头布置的，下边照上边要求完成任务就行了，至于放了“卫星”会产生什么后果，谁都没有认真考虑。
次日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多斤，特向县委报喜。”我立即整理好材料，请刘某过目，他看了很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的晚稻高产“卫星”喜报如雪片般飞到县委办公室，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晚稻大放高产“卫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后来，省委组织晚稻创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立了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大放晚稻高产“卫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我们高要县在一片“粮食大丰收”的喜气洋洋气氛中迅速掀起了深翻改土、积肥送肥、兴修水利、大炼钢铁高潮。与此同时，全县一夜间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一平、二调、三共产”。所谓“共产”，实际上只有“上面共下面的产”，没有“下面共上面的产”。随之出现了高估产、高征购，普遍购了过头粮。还实行免费吃饭加发工资的制度，没多久，就耗尽了大队、小队的存粮和资金。1959年春节前，全县城乡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每天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10万人。办大食堂又占用了大批精壮劳动力，只留下老、弱、妇、孺投入秋收，导致大量已成熟的晚稻无法及时收割而烂在地里。春节前粮荒开始在部分大队露头，大队干部向公社反映实情，要求调粮解决。可是由粮管部门征购的粮食已入国库，公社无权动用。于是粮荒就如烈火燎原般全面爆发，变成势不可挡的灾难。
清查“黑仓” 大反“瞒产”村干部哑巴吃黄连
高要县秋收后，一些大队不到三个月就把存粮吃完了。有一个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反映，要求解决调粮，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这使县领导感到困惑，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反复分析研究，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是大队、生产队干部对平调粮食有抵触思想，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4200多人到会，县委进行了“查黑仓、反瞒产”动员。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他说：“高要是西江专区的粮仓，又是高产县，1958年晚稻特大丰收，怎么会秋收后不到三个月就缺粮了？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谁都不会相信。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大队、生产队干部搞了黑仓，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地委坚决支持县委反瞒产的决定，下决心把粮食的底子搞清楚。希望有瞒产行为的同志安下心来开好会，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把隐瞒的粮食报出来，不搞清问题就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会议一连开了三天，毫无进展。当时已是春节前夕，参加大会的队干部，思家心切，好些人失眠，还有的人在睡梦中狂叫惊醒。我向刘某汇报了这一情况，刘某说：“那就好，说明大家担心不能回家过年，思想斗争开始紧张，不说不行了。”我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同我很熟，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告诉我：“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我一听心情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他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罢。”我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找谁要去？”我听他讲的话有道理，深信不疑，马上向刘某汇报。刘某马上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长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话有板有眼，全场200多人听得十分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书记刘某强调自报瞒产粮，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的原则，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接着就以大队为单位开讨论会，果然出现了各大队纷纷报出建立粮食“黑仓”、瞒报粮食的情况。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情绪高涨。第二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八，各公社在讨论中突然如火山爆发般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分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生产队干部自报设“黑仓”，“隐瞒”粮食1.2亿多斤。
春节后，我即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 “粮食黑仓”清查落实情况。出乎我的意料，公社的同志说，“四级干部会议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因为当时已是年关，再不报个假账应付就无法回家过年，还要囚在县里整思想，当然谁都不干啦。”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到胡启满，问他“三个黑仓”是怎么回事？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瞒产。”我回到公社，杨希明书记告诉我：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召开现场会，请我也去参加。下午，我到了外坑大队，果然见晒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无人，我伸手插进谷箩去探查。天啊！原来谷箩表面一寸厚左右是真谷子，下面垫的全是谷壳！我再探过几箩，都是同样情况。说明“黑仓”里几千斤谷子中只有5%左右是真谷子，其余95%都是谷壳。禄步公社党委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笨拙的假现场呢？我想他们也是为了应付县委，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其他公社的情况也和禄步公社差不多。这说明全县在查黑仓、反瞒产运动中反出的基本上都是假材料，而且越反越假，花样翻新。放“卫星”导致高征购，高征购导致购过头粮。这样，浮肿病、饿死人的惨剧终至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饿死农民 诿过于人弃卒保帅大抓“恶鬼”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我是其中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各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人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五一节上午，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县委工作组向我们介绍情况，分配任务，我才知道公社党委已经“烂掉”是什么意思。原来2月下旬，原禄步公社党委书记杨希明调任莲塘公社党委书记，已有一批大队闹粮荒，不久各大队普遍缺粮，公社多次向县里反映，县里不予解决。许多大队把饲料粮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连种子也吃完了，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导致社员中各种疾病大爆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病，男人则普遍患上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5%以上。这时，县委才认识到死人问题的严重性，派出工作组到莲塘处理死人问题。刚调到莲塘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水稻高产“卫星”的始作俑者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一大批贫下中农”，两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了徒刑。调回龙公社书记王北水到莲塘接替杨希明的职务。到了7月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劳动、社员身体瘦弱以及卫生条件差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送到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抢救的病人挤得连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最可怕的是，这时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夏季流行病——痢疾。许多病人本来体质已很差，一旦染上痢疾，腹泻不止，很快就因严重脱水死去。到7月下旬，全社已有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这时，公社党委通知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大会由县委工作组主持，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讲话。他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么些鬼都捉了，各种病都会好，就不会再死那么多人了！”听了半天，终于弄清楚了县长讲的“捉鬼”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那些躲在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的“鬼”们一个个捉出来。
下午，县长公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48人，第一名就是王北水，他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好生活治病工作。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的撤销职务。下放干部、抓生活治病专业队被作为“鬼”捉的有两个：一个是队长陈介忠，他所驻的温贯大队，是该公社死人最多的大队，死人达大队人口的13%，他无法推卸责任，被开除党籍。另一个是队员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为病人熬牛骨汤时，为了调味尝了下牛骨汤，说他“偷吃病人的营养品”，被开除团籍。作为公社党委书记、全社3万多人的父母官，王北水在三个月任内为了拯救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尽了他的一切努力，可是他却被作为“莲塘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在这样的逆境中，王北水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没半句怨言，而是接受分配给他的严酷任务：受处理后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出门，走访了莲塘的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晚上到公社卫生院同医务人员一同抢救危急病人，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公社。次日一早到伙房打一大碗白开水，吃两个咸馒头，又出门了。他这些感人事迹，许多干部、社员都是亲眼见的，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组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以及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看法。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地委认为前段高要县委对莲塘一大批干部的处理是错误的，分别恢复受处理的48位同志的党籍、团籍与职务。由于大放水稻高产“卫星”，逐步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血的教训刻骨铭心
莫让荒唐历史重演
三年困难时期已过去40多年了，今天总结其历史教训，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党内民主不健全，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权利被严重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原则，坚持贯彻这个原则是党维持旺盛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在执行这个原则中，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三项，对正确与错误都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唯独“个人服从组织”这一项往往由于书记以“代表党委”的名义，对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发号施令。三年困难时期高要县一次处理200多名社、队干部，就是县委书记个人权力恶性膨胀，不受党委约束，严重违反党章，践踏党员基本权利的典型例子。
其次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制订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是中国人民享受社会主义制度赋予的各项政治、经济权利的基本保障。当时的宪法总纲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三章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房屋不受侵犯”。可是在公社化高潮中刮起的“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把农民的房子拆了作肥料，把农民养的牲畜没收集中办大畜牧场，把农民的家具、厨具没收办集体食堂，使庄严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
三是缺乏群众监督，民意得不到应有尊重。在“三面红旗”已造成严重恶果，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修正错误，稳定农业生产关系，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时刻，上面仍一意孤行，坚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使“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持续发展。1959年，庐山会议原是让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领导畅所欲言反映“三面红旗”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和农民要求纠“左”的呼声。但谁都不会料到，原本纠“左”的会议突转“反右”，反出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接踵而来的是，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实践证明，要维护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要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必须建立民意机构，健全实践民意运行机制，认真尊重民意，切实实行群众监督。
（责任编辑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