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0期
亲历民权门恶战
作者：杨昭仁
一、从老兵刘杰说起
我不认识刘杰，在解放天津时他是某团一连的战士，机枪射手。由于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西蒙诺夫访问一三五师》的文章，他读后给我来了封信，要求我帮助他向老部队反映他在解放天津战斗中，曾立过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因衡宝战役追歼敌人，全连轻装，把背包放在老百姓家院落里，战斗结束后，全连的背包全部丢失，刘杰的奖章、奖状放在背包里也随着丢失。他曾多次要求补发，因部队当时分散剿匪，未能办理。1950年，刘杰作为战斗骨干被派到中南军大五分校学习文化，在学习期间，他给指导员张德富写信，要求补办，因当时战斗紧张未办理。
1953年刘杰在军大毕业后，入朝作战，因头部负伤转到后方医院，伤好后由于留下了后遗症转业回乡。50多年来，刘杰一直在找老部队，找连长、指导员，他抱着极大的愿望，希望能找到老部队证明他这段历史。因部队番号更换，他一直没能找到，更没有找到连长、指导员。一名战士他所认识的最高领导就是连长和指导员。
刘杰的问题反映给原部队后，原部队查了军、师、团、连史没有刘杰立功受奖的记载，不被承认。甚至，刘杰是否参战，还存有怀疑。
平津战役中的民权门之战已经过去50多年了，我当时是军宣传部干事，在打天津前跟随我们部长下到某团，我在二连帮助工作和了解战前的思想动态。所以我对民权门那场血战很清楚，但对刘杰在战斗中的表现却一无所知。是5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刘杰给我的那封信触动了我，引起我对同战壕的战友极大的同情，也使我回忆起那场血战的惨烈。
刘杰所在的一连，是解放天津突破民权门的“尖刀连”，战后所剩下的人也就是20来个。目前健在的也就是三、四个人。我分别用电话和信件询问了当时一连文书邹致成同志，战后一连指导员、刘杰入党介绍人张德富同志，当年的副营长、在打退敌人反扑中给刘杰压子弹的张金会同志。50年过去了，对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很难记得清楚，但他们对刘杰立功获奖印象很深，都证明了刘杰立过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并向我叙述了刘杰在天津民权门战斗中的表现。
二、大战前夜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13日下午，某团一连召开宣誓大会，全连184名战斗员，排列在师长面前，师长将写着“杀开民权门”的红旗交给一连连长张希尧，说：“师党委要求你们迅速突破民权门，为解放天津开辟道路。”
“坚决完成任务，决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全连战士振臂高呼。
在师宣传队的军乐声中，男女队员给全连184名战斗员佩带上大红花，师长和每一名战士握手。
13日晚九时，师长送一连进入阵地，他握着一连长张希尧的手说：“要沉着、果断，不误时机。”
“首长放心。”
师长嘱咐说：“进入突破口后，要选好进攻路线，不能盲目地让战士硬冲。”
“是。”
师长目送184名战士走入交通壕。
民权门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嘉奖的标准工事，敌人为扫清射界，在民权门外五里之内，烧毁民房、平了坟头，成了一片无起伏的开阔地。从第一道铁丝网到民权门城下，设置障碍物11道，护城河宽两丈，水深八尺，护城河后面是密如蛛网的交通壕，星罗棋布的地堡群，地堡群周围埋了10万颗地雷，城墙周围竖着钢骨水泥大型碉堡13个，暗堡密布城墙，形成密集的交叉火网，射出子弹的密度，据战后统计，每英尺的宽度13发子弹穿过。还有敌人纵深炮火，倾泻在民权门外。
这就是一连面前敌人的工事。从冲锋出发地到民权门城墙下400米，每前进一步都面临死亡。战士们没有去想生与死，只想如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解放天津开辟道路。用战士的话说：没啥了不起的，大不了躺在雪地上。我不打死敌人，敌人打死我，就这么个简单道理。他们无所畏惧。
1月13日那一夜，我是在前沿隐蔽部里。隐蔽部里没有几个人，连的干部都到排里检查武器、弹药，检查战士的着装，对战士的腰带、鞋带、绑腿都进行细致地检查。
天很冷，交通壕里坐满了战士，他们穿着大衣抱着枪，默默地闭着眼睛。二班长是全连年龄最大的，他坐在隐蔽部的出口，拿着烟袋向外喷着烟。炮弹爆炸的火光不间断地闪进隐蔽部，将他照得一明一暗，他眯着眼睛，茫然地望着交通壕的远处。
隐蔽部顶上的土，被炮弹爆炸震落下来，弥漫着隐蔽部。我移到二班长身边，他问我：“冷不冷？”
“还能坚持。”我问他：“你闭着眼琢磨啥？”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反问我：“你过滦河了没有？看见那片灯了吗？”
“看见啦。”
“有啥感觉？是不是酸楚楚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是，战争嘛！”他的话使我回忆起入关后，在过滦河浮桥时，我看见了那片灯——人们高举着各种形状的纸灯笼，灯笼上写着要找寻的人的名字。在行军队伍的两侧，老人、妇女、孩子高喊灯笼上的名字。在一片喊声中可辨别出：“有往张庄子捎信的没有？”
“刘玉贵，家来人看你来啦。”
一片灯海照亮了滦河，一片喊声震撼着滦河，滦河的水被寒风凝固着。
我看到一位老人拉住一位挎枪的干部，问：“王富生是我孙子，你认识不？”
“老大爷，我不认识。”
老人急切、颤抖地说：“他是机枪连的。”这位干部还没有回答，围过来一群人，抢着问，声音重叠交错，他无法听清。我从每个人的目光中，深深感受到他们是在寻找亲人，渴望知道亲人的安危。
我又看到一位中年妇女，举灯笼对一位干部边问边流着泪：“大兄弟，你们当干部的一定知道，王庆才是打锦州牺牲了吗？”
“王庆才是你什么人？”
妇女满怀希望地说：“是她爸爸。”
我才看到一个小女孩，抱着妈妈的腿在窥视。
“有人说，她爸爸打锦州死啦，是真的吗？”
“大嫂，我不知道。”
她望着那位干部，翕动着嘴唇自语地：“是死……啦”，她的灯笼从手中落在地上，灯笼在燃烧……寻找亲人的那片灯海，呼唤着名字，不知有多少人再也呼唤不回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长眠在东北的大地上，他们的坟头在秋风夏雨中早已荡为平地了。
我随着部队走了，那片灯远远地留在我身后，那片喊叫声却留在我记忆里。
那片灯海，那片喊叫声，也留在二班长的心目中。
二班长告诉我：“连部通信员小曹，他爸爸、妈妈就在滦河找到了他，他妈妈流着泪，抚摩着他的脸，问这问那。”他感慨地咳了一声说：“老人嘛！”
战后，我听说小曹在巷战中牺牲了。
三、总攻开始了
总攻前，某团政委李继宗怕我被打掉，把我叫到团指挥所，让我跟着他的警卫员，警卫员不到20岁，比我大两岁。
指挥所的气氛是凝重、紧张的，我看到团长连划了三根火柴没有点着烟。作战参谋拿着电话，询问各营的情况。
六发白色信号弹升空，总攻开始了，我们炮群向民权门轰击。我趴在隐蔽部外的交通壕里，看到民权门成为火的海洋，烟的海洋。敌人反击的炮弹不间断地落在团指挥所的隐蔽部周围，子弹打在隐蔽部的土顶上。通向各营的电话线被炸断了，电话员背着线拐子跳出交通壕去查线。他没有回来，电话没有通，第二名电话员又跑出去了。
民权门的枪声是连成一气的，炮弹的爆炸声也是不分个的，炮声和枪声混为一体，像狂风暴雨笼盖着民权门。大地在颤抖，卧在战壕里的战士，在颤抖的大地上等待出击的命令。
“尖刀连”一排的任务是架桥，要在护城河上架起一米宽的便桥；二排的任务是要把炸药包、爆破筒送上去，炸毁11道敌人的障碍物，为一排架桥、三排突击开辟道路。刘杰就是三排的机枪射手。
爆破手要在炮弹的爆炸中，在轻重机枪射击的子弹缝里，把炸药包送上去，人倒下了冲上去，又倒下了再冲上去。就在这顽强的连续中，二排仅用两分钟的时间，炸开了护城河前的11道障碍物，伤亡惨重。
伤亡更为惨重的是架桥的一排。桥体笨重，桥轮在弹坑里颠簸，连长张希尧看两个班没有架上桥，怕延误出击时间，他带领三班冲上去，将桥推到护城河边。连长和三班的同志们接连负伤、阵亡。护城河近在咫尺，没有力量把板桥推下护城河，是突击排的孙国臣、刘杰和没有负伤的江发谷一起，把板桥推下了护城河。
桥架好了，敌人的火力集中在板桥上。三排的同志在踏上板桥时，有多少人倒在护城河下，谁也没有统计过。
三分钟占领民权门，二班副班长李和第一个登上城墙，不到20岁的李银根把“杀开民权门”的红旗插在城墙上，他双腿被炸断，红旗倒下了，他拖着被炸断的双腿，把红旗竖起，他又一次负伤，年轻的生命在红旗下结束了。这面红旗至今陈列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敌人要重新夺回民权门阵地，阻止我二梯队跟进，敌人纵深炮火上百发地倾泻在民权门内外，封锁通道，配合正面敌人反扑。
184个人的“尖刀连”，占领民权门后，就剩下20个人了，164个人都倒在民权门的雪地上。
由于二梯队没有及时上来，这20个人能否守住民权门阵地?阵地是用164个人的生命和鲜血夺取的，如果阵地失守，不但164个人的生命和鲜血白白付出，再夺取民权门，就不止164人了，要成倍地付出。
邹致成在信上说：刘杰的机枪在打退敌人反扑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次次把敌人反扑打下去。是张春林、江发谷给刘杰压子弹。刘杰连续打坏了三挺机枪。就在这时，少数敌人已冲上阵地，敌人抱住二排长王春田的腰，他同敌人从土坡上滚到交通壕，被七班长杨得礼用爆破筒把敌人打死。在左边碉堡里的杨景友、孙国臣听刘杰的机枪不响了，他们爬过交通壕，把敌人丢下的机枪、子弹送给刘杰，刘杰的机枪又响了，敌人被打下去。
二排长王春田是一连唯一的指挥员，连长、指导员、一排长负了重伤，三排长阵亡。王春田看到七班副李金耀负重伤仍坚持战斗，他命令一个战士把他背进碉堡。李金耀说：“排长，我还能爬，让没有负伤的同志留在阵地上。”王春田感动得几乎流下泪，他感谢李金耀，因为阵地上多一人就是一份抵抗敌人反扑的力量。他看着李金耀吃力地爬进碉堡里。
副营长张金会带着二连、三连上来后，向敌人反击，刘杰随着副营长进入王串场。
邹致成同志来信说：进入王串场后，遇到一个营的敌人反扑，机枪射手李和负重伤，机枪被炸坏，在危急时刻，张金会副营长抓住刘杰唯一的一挺机枪，他给压子弹，打退敌人反扑。
张金会同志的证明里写道：……50多年了，刘杰这个名字我是有印象的，他是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的。
张金会同志在病中，为了给刘杰同志写证明，请医生给他打了针。这么深厚的感情，这对在那场血战时还没有出生的人来说，是体会不到的。
四、碉堡今昔
团指挥所随二梯队进入民权门突破口，我是在卫生员小杜的指挥下，随团指挥所进入突破口的。小杜让我卧倒我就卧倒，让我快跑我就快跑，一定按着他的路线跑，否则就可能踩上地雷。
子弹密集地射在交通壕上，炮弹带着尾音连续爆炸，有几发落在交通壕里，把敌人的尸体肢解抛在空中。
我跟小杜进入敌人交通壕，交通壕里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和没有断气的伤兵，踏上去软绵绵的，有的还在叫唤，谁也不顾那喊叫声，照常踏着跑过去。
团指挥所进入被炸毁的敌人碉堡里，碉堡里敌人埋了颗地雷，没有时间起雷，团长命令通信员守着以免踩响。通信员开始是站在地雷旁，由于二梯队的进入，碉堡里人越来越多，通信员蹲在地雷旁，后来他坐在地上，地雷在他两腿之间。因为进入突破口后就没有交通壕了，从护城河到碉堡是一站，谁都要在碉堡里喘口气，碉堡里过路的人越来越多，通信员急的大骂。不管通信员如何骂，出入的人照常拥挤，因为外面的子弹和炮弹的爆炸太密集了。
2000年我到天津，乘出租汽车来到民权门，寻找那场血战的遗迹。战争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了，水深八尺，宽两丈的护城河被宽敞、笔直的柏油马路代替，那个埋着地雷的碉堡不见了，在它的遗址上是座闪着霓虹灯的酒楼，里面传出的声音不再是通信员的骂声，而是架子鼓和男女青年的欢笑声。
我问出租汽车司机：“你知道这里有过一场血战吗？”
他反问：“嘛血战？”
是的，没有人记得那场血战了，那是昨天的事，是往事。昨天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天津市民权门综合批发市场”这条横幅是民权门唯一的标志，里面不再是碉堡，也不再是敌人的隐蔽部了，而是繁华的商业小街。50年前这里是敌人的隐蔽部，上百条电话线从这里拉出，一连冲进去后，有的敌人被打死，有的被俘，桌子上堆着酒瓶和罐头，留声机还在转，唱片被战士一枪打碎，留声机也停转了。
五、战后评功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王庆坨召开表彰大会，师长把一面写着“钢刀连”的奖旗授给一连，命名一连为“钢刀连”。
民权门之战，伤亡之大，功绩之显著，在一连的连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评功会上，20个幸存者中，有18个人分别立了一大功、两大功、三大功。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的六名，在队的有杨景友、刘杰；阵亡的：李银根、钟汝彪；负伤住院的：李和、孙国臣。两个人没有立功，一名是文书邹致成，他因忙于上报材料没有参加评功，另一名是王永润，他冲到民权门后，看到和自己终日生活在一起的战友倒在雪地上一片，他不顾一切地冲入敌群，在他换冲锋枪梭子时，被敌人按倒了，二梯队上来后，敌人逃跑时把他丢下。对王永润是否立功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他是孤胆英雄，有的同志认为他被俘不能参加评功。
王永润在邹致成心目中，是孤胆英雄，他在辽西会战时和副排长两个人抓了300名俘虏，他的衣领上被子弹穿了两个弹孔。
王永润没有立功，他背着沉重的被俘包袱，沉默寡言地跟随连队过了长江，在衡宝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张德富是一连战后的指导员，是刘杰入党介绍人，他证明刘杰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
邹致成同志来信说：我同刘杰无亲无故，同他断绝联系50多年，出于战友的情分，本着对历史、对组织、对个人负责的慎重态度，我写了两份证明，一份寄给老部队政治处，一份通过老首长房扬达转给军里。（房原一营营长后升为副军长离休）
房扬达同志为了解决刘杰的问题，给原在某团工作的老同志分别写了信，同时给某团的老政委李继宗和原师的组织科长鲁挺同志也写了信、通了电话。李继宗在电话中对鲁挺同志说：让我签字证明，我签字。
为什么刘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问题在哪里？
因为军、师、团、连史上没有查到刘杰立功受奖的记载，不被承认。刘杰是否参战，因为军师团连史上也没有他参战的记载，所以尚存怀疑。
一名战士是否参战，任何时代的历史也不可能记载，同战壕的战友证明了，还不被承认，那么，这名战士全身是嘴也无处去说。反过来说，军师团连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有“张冠李戴”的。如，李银根误为姓钟，孙国臣误为姓杨。在连史里记载着，民权门战斗中涌现出了八位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他们是：丛德瑞、张中富、杨青林、杨景友、陈印、李和、杨〔孙〕国臣。（注：缺一人）这八名战斗英雄里，且不说有没有刘杰，其中有两名根本没有参加民权门战斗。杨青林在1947年羊山子战斗中就牺牲了，丛德瑞在进关前就离开连队，可是连史里仍然记载他们是民权门的战斗英雄。
这个团的档案材料，在衡宝战役中突围时已经烧毁了，现在的档案材料是后来老同志们追记的。
六、刘杰真人
刘杰不是他的名字，是本乡地主儿子的名字，他也不姓刘，他从小给地主看牛，做长工。1946年地主买通了国民党乡公所，把他顶替地主儿子刘杰抓了壮丁。1950年在军校恢复原名———张大吉。他1948年解放入伍，在我们党的教育下，很快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是大地主、大恶霸的代表，所以，他在战斗中积极勇敢，沉着顽强。
张大吉同志回乡后，谁也不知道他是荣获毛泽东奖章的战斗英雄，他离开医院携带的档案里，没有一笔他立功的记载。
他年老多病，后遗症随着年龄越来越重。大儿子患病九年病故，为儿子治病欠债累累。女儿又淹死。儿子留下的孩子要他抚养，他生活在贫困线上。
21个月后，在军首长的关怀下，张大吉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如果军首长不过问此事，张大吉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责任编辑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