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0期
欧阳修忠君误国
作者：官伟勋
这是一桩历史公案。
由于公案涉及一位颇受景仰的文化名人，所以历来很少有人提及。偶尔提及，也说得很客气。
被涉及者谁？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
欧阳修“露章劾”狄青
此公案需从《哨亭杂录》中一篇短文“宋武臣”说起，其原文如下：
“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有生色，仁宗置诸（任命他负责）枢府甚为驾驭得宜。乃欧阳公露章（给皇帝上奏折同时予以公开发表者）劾之，至恐其有他心（担心狄青有篡位野心），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才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秦桧）得以诬陷武穆（岳飞）者，亦袭（是学了）欧阳故智也。”
狄武襄是何许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大将狄青。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行伍出身，善骑射。宝元初，任延州指使，临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所向披靡，屡立战功。范仲淹发现狄青是个难得的将才，由士兵一直晋升为大将。范仲淹送他一本《左传》，他埋头读书学问大长。立了大功当了大官后，仁宗劝他除去“面涅”（兵士与犯人脸上刺的符号），他说留着可以激励士气，一直不肯去掉。皇佑四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率兵镇压侬智高，出敌不意，夜渡昆仑关，一举击平。史书称他：“治军严明，与士卒共甘苦，故出战常有功。”凯旋后升枢密使（宋代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与中书、门下并称文武二府），“旋被排挤去职。出判陈州而死。”
就是这样一位十分杰出的军事将领，对于一直有强敌压境的北宋来说，正是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却被“排挤”去位而死！“排挤”者谁？欧阳修也！
《哨亭杂录》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欧阳修劾狄青这件事，在《宋史》与《续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以下是两书所载欧给宋仁宗的奏折：
“臣观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书凡再上，留中不出。”（《续资治通鉴》1365页）
欧阳修的奏折主要有以下偏见：一是对“出自行伍”“遂掌”枢密的，显然有轻视歧视之意；二是虽说狄青任职三四年没有过错，但很“不幸”——他太了解军队的情况太得军心了；三、让这样一个人执掌军事，对国家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只有让文人，让不了解军队不懂军事的人管军队才是于国家“有幸”的。
所谓“留中不出”，是说欧阳修连着打了几次报告，皇帝都没批示照办。是不是皇帝也因狄青功大才高所以有些犹豫呢？不便瞎猜。但欧阳修的那句：“为国家消未萌之患”，肯定还是击中了皇上要害的，隔了不到一个月，朝廷还是“以熟状（宋代一种任命方式）出青（把狄青下放到州）判（以高官兼低职称判）陈州”了。
对于欧阳修干的这件事，一般书上都不提。不得不提时也说得很客气，例如前几年出的大型历史系列丛书《五千年演义》“两宋春秋”篇中是这样说的：“狄青得胜回朝，任枢密使，自知慎重。但因他平日待人宽厚，每当他出门，总有许多士兵环拥马前，再加有人说他坏话，学士欧阳修便上奏，请皇帝将他调往外地。从此，他出判陈州。过了一年，病终于任所。”
《宋史·欧阳修传》，是不能回避这件事的了，但也只说：“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病情较严重），讹言籍籍（社会上流言蜚语很多）。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不仅连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都说不上，还写成是出于对狄青的爱护了！
当然，《哨亭杂录》把欧阳修与秦桧相提并论也太过分了。欧阳修是“阳谋”，秦桧是阴谋；欧只建议罢掉狄青的“国防部长”，降调地方任职，秦桧却将岳飞下了大狱置于死地；秦与敌国有勾结，欧只纯为赵宋皇帝的家天下想。两者的性质不同。但无端说只有把狄青赶出朝廷才能“消除国家未萌之患”，无论怎么说也是对狄青的严重诬陷与伤害，使狄青无辜地受了致命的一击！
要家不要国的赵宋王朝
欧阳修这么做，与赵宋王朝“得天下”的手段有关。
赵宋第一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怎么上台的？他就是靠手握兵权，趁他的顶头上司后周世宗皇帝柴荣不幸华年早逝，剩下孤儿寡母，以出兵为借口，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这正是有宋一代，一直忌讳武臣的病根所在。
因此，宋朝的历代皇帝，最看重或说最优先考虑的不是宋帝国是不是强大，而是兵权能不能牢牢掌握在我赵家手中。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林立。谁掌兵权，谁兵多，谁就能当皇上。这种朝代更替模式，从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到郭威，连续五代，代代如此。赵匡胤是第六代继承者。与前五代相同，他也是靠身任掌兵权的殿前都检点，才得以靠兵变当上大宋皇帝的。所以，他上台后，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防止兵权落入他人手中。由于有强敌压境，他不能像秦朝和隋朝那样用收缴和销毁武器的办法，而是对军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把天下的兵力都集中到京师，称“禁军”，也就是专门警卫皇帝的“私人”军队。从而把军权牢牢地直接地控制在皇帝个人手中。地方上，留一点把守城门的、看守草料场的老弱残疾，即所谓的“府兵”。府兵中偶尔出现个把身强力壮精明强干的，很快就会选调为京师禁军。司马光说过，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了。”禁军原来都在京师驻守，后来也派往外地。外派叫“出戍法”。二年一轮换或三年一轮换。家属均留京师，实际上是人质。军官提升，必须离开原部。即所谓“师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因而形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普遍现象。
后人对赵匡胤的这一套评论说：“宋太祖生于兵间，颇知五代藩镇之弊，故假杯酒解释兵权，使骄兵悍将无所用智，实为一代良法。然聚兵于京师，习为骄纵，而天下不复置兵，一有战乱，请兵于朝，故其国势衰微，末年致有靖康之祸。”
评论还说：“宋自建隆、开宝后，民不知兵者一百余年，一旦金兵以飙迅之势，破京俘主，其势实不可与敌。”如此国防建设，靖康之祸自然是难免的了！
狄青被罢官的时候，正是西夏与契丹崛起，虎视眈眈欲取中原的时候。狄青死的当年，“夷人扰井监”，“火洞蛮侬宗扰邕州”，“夏人扰宋边，败宋兵与断道坞”。1058年，“邵州蛮掠扰”。1059年，“交扰钦州。”1060年“交与甲洞蛮合兵扰邕州”。1070年，“夏大举扰宋”。次年，“夏陷宋抚宁诸城”。在西夏与契丹的不断侵扰的同时，东北又兴起了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
几十年后，金联合宋国灭了辽国，很快又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了北宋！太上皇宋徽宗、皇上宋钦宗，都当了金兵的俘虏。《续资治通鉴》称：“帝北迁（我国文人好面子，把帝王被俘北去叫北迁），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郑州路进发”，“府库积蓄为之一空”，“自郑门而北，每过一城，辄掩面而泣”！
当时的情景的确是十分悲惨的。著于南宋的《容斋随笔》有一篇《北狄俘虏之苦》，是专讲这段遭遇的，原文如下：“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氏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每月支稗子五斗，使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有的“虏”可怜这些在大冬天里，一丝不挂的男子，就让他们烧火做饭。这些裸体者，靠着火可以取暖，但出去到冰天雪地里取了木柴回来，再坐到火边时，“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有会手艺的俘虏受欢迎。来了客人，让他们表演，酒阑客散，就让他们坐在只铺有破席子的地上做手工。“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没有国，哪还有家？对老百姓来说是如此，对皇家来说，岂非更加如此？
北宋灭亡，二帝被俘，景况是那样的惨烈。逃到江南的赵家接班人宋高宗，该接受教训了吧？没有！他们刚刚退到越州一带，还没安顿下来，金兵还在饮马长江进攻扬州的时候，南宋君臣，不是忙着研究如何增强军事力量，如何抗战，反而着重研究起“驭将法”来。所谓“驭将法”，说白了，就是如何控制军事将领，免得他们的力量发展得太大，威胁赵家的家天下。翰林学士汪藻上奏给皇上的“驭将三法”，就是典型一例。《续资治通鉴》对汪藻的“高论”做了长篇摘录，其中关键的一段是：“然臣复有私忧过计者。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盖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2877页）文中还点了岳飞的名，说他用国家的俸禄养了“数百人”，州县都怕他们欺侮，没人敢批评制止，其盗支的国家财物，多得没法统计！等等。
爱国将士在敌后艰苦拼死抗战，力图恢复失地。而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不是在想方设法给予支持鼓励，增强其抗敌力量；相反，却在挖空心思算计日夜奋战的将领们，挑动朝廷对他们怀疑，尽量遏制削弱他们的力量！
汪藻的奏折传开后，“诸将皆忿”。有的将领就“令门下作论以诋文臣”，说文臣“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不是主张讲和就是主张割地。“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从而挑起文武臣间的严重对立，这对国防建设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整个赵宋王朝时期，没有像秦、汉、唐时期出现那么多声名煊赫的名将，偶尔出现个把优秀将领，不是被害就是被剥夺兵权，难得信任与重用，衰弱的小朝廷自然也就只好年年向“异族”低三下四地赔款进贡以求苟延残喘了！
白玉之瑕总是瑕
欧阳修除了在狄青身上干了这件不光彩的事以外，总的说来，他无论在为人上、在事业上，都还是值得称道的。他从小家境很苦，孤儿寡母，母亲靠做针线活把他拉扯大。他母亲识字，从欧阳修很小时就教他认字写字。买不起纸，就弄些沙土用草棍在沙上写。做官后，史称：“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奸臣排挤范仲淹时，他曾勇敢地为之抗争。“虽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欧阳修诗文造诣都很深，在散文方面有“唐宋八大家”之称。
但在狄青这件事上，无论怎样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与欧阳修同时代的政治明星、文学明星很多，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文学家、史学家宋祁，文学家宋庠，著名词人梅尧臣，政治家韩琦、文彦博、王安石、包拯，都是先后同朝共事的名臣。韩琦任右司谏时，曾一本参掉四个宰相与参政，自己也当过宰相、枢密使。包拯生于999年，逝于1062年，比狄青大9岁，狄青却早于包拯5年去世。包拯也当过枢密副使。这些同朝共事的人都没参过狄青。
欧阳修参掉狄青的时候，正是国家迫切需要武臣的时候。狄青却于华年抑郁而死，死的那年才47岁！
欧阳修为赵宋皇帝家算是想的够多了，为国家为国防事业想的太少了！
欧阳修的这一行为之所以应予指出，是因为他的奏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欧阳参狄青的事，在当时在后来都没人加以批评清算，不能不说是南宋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北宋刚亡，南宋尚立足未稳，敌后群众自发的抵抗运动刚刚兴起，抗战英雄刚刚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翰林学士汪藻就长篇大论地对付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了！我们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他的一些主要论点，甚至思路，都与欧阳修的观点如出一辙。这是发人深省的！
北宋所遭遇的“靖康耻”，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唐朝安史之乱，长安失守，玄宗外逃，还有郭子仪等将领力挽狂澜收复失地；土木堡（今怀来西）之变，明英宗被俘，还有于谦等整顿军备，打退了瓦剌也先，保住了首都，稳定了大局。堂堂大宋，在危急时刻却找不到一个得力将领出来挽救危局，竟至一败涂地。为什么？这不能不从赵宋王朝一贯重文轻武（实际上是疑武排武）的政治路线上找原因。这个责任，当然主要应由赵家皇帝们来负；但作为国家栋梁之臣的欧阳修，没看到国家环境形势的严峻，不知道爱惜保护军事人才的重要，也是难辞其咎的！
“国无敌恒亡”！“不教民战是为弃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宋国一直有强敌压境，竟如此忽略国防忽略军事人才，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欧阳修确有他辉煌的一面，但在狄青的问题上他是理应受到指责的。有道是：“瑕不掩瑜”，这话不错。但瑕总是瑕，越是名人之瑕，越是应予指明。此非与名人为难也，是为“警来世者也”！
尽肃流毒在今朝
现在把这样一笔老账翻出来，不是跟欧老先生过不去，而是为了“以史为鉴”警后世。
关键在于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代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臣民，应把对个人的忠诚放在第一位？还是应把对国家的忠诚放在第一位？是“君”重于国？还是国重于“君”？
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一直是封建专制家天下的这样一种典型的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历朝历代的臣民，基本上也都是这么看的。忠于君就是忠于国，忠于国就是忠于君。皇上与国家是不可分的。皇上是圣君，要拥护他。皇上是昏君，是胡作非为的暴君，也要拥护他，因为他就是“国家”。
不错，孟子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他还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离娄篇》）在孟子看来，只有在君主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才应把他看成国家的象征，否则就要批评他。批评他他不听，就把他“易位”，也就是赶下台，换个人来干。而像纣王那样的暴君，杀了他，也不是什么“弑君”，只不过宰了一个“匹夫”而已！
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有如此先进的民本思想是非常难得的。可惜，尽管孟夫子的著作，在封建时代也被列为“四书五经”之一，可他书中所表述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没有得到统治阶级，或说主流社会的认同与发挥。不仅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在审查“教科书”时，看到了孟子的这些话，还十分震怒，不仅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掉，还声言：“这老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他不可！”朱元璋在世之年，通用的《孟子》读本，一直通用删本。
在整个封建时代，我们实际上走的一直是一条“社稷为轻，君为重”，诚惶诚恐，甘为帝王做奴才的路子。
这也就是欧阳修劾了狄青之后，为什么没人出来批欧，为什么没人站出来为狄青说公道话的根本原因所在。
说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先导是不错的；然而，同样不错的是，产生旧意识的旧的社会制度灭亡之后，旧的意识仍会继续存在一个很长很长时期。
帝制被推翻了，民国了，皇帝不存在了，但把忠于某个个人，看得重于国家的仍然大有人在。周佛海的名言就是：对于领袖“信仰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做到盲从的程度”！与他同时的一个大特务也说过：“哪怕我们的领袖是王八蛋，我们也要服从他！”应该指出的是，这不是个别人的奇言独行，实际上很多官场人物都是这么做的。
即使在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共产党队伍中，也难免这种旧意识的侵蚀。尤其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们不也时时可以听到：“要跟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身败名裂”，对领袖“就是要迷信，要崇拜，要盲从”，“崇拜不崇拜是个无产阶级感情问题，忠诚不忠诚是个态度问题”，“要永远忠于”什么什么人等论调吗？这种种论调，都是把革命者因工作需要而应有的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堕落成了封建的君臣关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关键在于坚持以法治国。仅仅有个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是靠不住的。邓小平在强调“不能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毛泽东的“失误”时，说过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他说：“是过去的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两点：一、制度是集体制定的。制度之能不好，可见旧意识影响的深度广度；二、要肃清封建遗毒，光靠说教是不行的，必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没有好的制度，再好的人，再伟大的人，也会“被推向反面”！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只要我们牢记沉痛的历史教训，严格遵守以法治国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完善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我们就一定能把我们党建设成最民主最先进最受群众拥护的党！
（责任编辑 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