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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爱因斯坦的名言（外二章）
作者：李一蠡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曾邀请当时已名满全球的美籍犹太人爱因斯坦当第一任总统。但爱因斯坦谢绝了。
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
这是多么不同流俗的人生观事业观价值观！多么执著又多么质朴的追求！
的确，无论是他以大量方程式推导出来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还是量子理论，等等等等，其伟大深邃的科学和哲学意义，对后世自然科学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以及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都可以说是永恒的并且历久弥彰的；后人在爱因斯坦所发现所推导出来的理论基础上，将建筑起何等样的更新更高的科学大厦，尚不是我们今人所能完全想象描绘的。从这个重大意义上说，是任何政治家所起的作用都无法比拟的。
这是否也是“科学之树常青”这一论断所包含的意思之一呢？
然而，历史评价与史书评价并不是一回事。拿中国来说，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史书，是官方史书庙堂史书帝王将相们的史书，内中充斥着大量这些人物曾一时被奉为金科玉律，却大多禁不起时间磨洗的大话甚至废话，和他们的家事生活起居，乃至他们所“幸”过的女人们争宠夺爱勾心斗角的无聊琐事。连挥斥古今的毛泽东，在“数风流人物”时，也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之流，作为历史上曾为各自政治目的“竞折腰”的“无数英雄”的代表。至于如今影视中的历史剧（多一半够不上这称呼）总是围着帝王后妃大人老爷转，好像除了这帮人无所谓历史，则又不在话下了。
当然，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史书上却没有他们的几寸位置。事实上，对人类社会作出过骄人贡献的科技成就诸如中国四大发明之类，恐怕多是无数凡人的心血积累，却往往把荣誉归诸大人物，如指南仪的发明归诸轩辕黄帝，养蚕缫丝的“专利”归诸他的妻子“缧祖”（这名字就是根据多半是臆造的史事臆造出来的，与“燧人氏”呀“有巢氏”呀相同），而纸的发明者却被说成监工太监蔡伦（现在已知蔡伦出世前早已有纸）。更不公平的是，诸如张衡、祖冲之、梅文鼎；张苍、耿寿昌、贾思勰，秦越人（扁鹊）、张机（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公输般、李春、毕升、黄道婆，乃至19世纪中国的数学家兼物理学家李善兰、化学家徐寿……许多中国历代科学理论家和发明家，见诸正史的记述，大多寥寥数语，甚至阙如，与其历史贡献很不相称。及至无数以“轮人”、“舆人”、“弓人”、“矢人”、“冶氏”等为名氏，作为车、弓箭、冶炼术等等创制者代称的无名工匠——实际的发明者，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则是见多不怪的。中国还有许多重要的古代科学典籍，如《考工记》（记述中国古代多种科技工艺之书）、《内经》（集古代中医理论大成之书）、《九章算术》（其中包括开方、一次方程、勾股……之类代数和几何知识）等，是没有作者的，那些作者只留下了奉献，名字却对不起——湮灭了。
这都说明，科学技术以及这类专业人才在中国古代是如何地位低下。
顾准说中国（或许不止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即史臣，臣的初始意思是奴才、仆役，故除了少数不怕死的之外，史官必须是权力的笔杆子，是官方媒体，即作为某一时代历史的记录撰写者，向后人作交待作宣传作中介的。记录什么，不能记录什么，怎么交待怎么宣传，里面当然大有政治。所以史官文化又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化，是政治统治者即权力所掌控的文化。它不能完全忠于历史，却必须忠于作者的主子，这是史官文化的特点。古代大多数科学家实业家，纵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有贡献，但如果并非同时也是权力圈中人，而是臣仆，人格和地位受贬损压抑乃所必然。
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或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就应该承认，恰恰是那些在史书中大大受贬损的非官场人士，为奠定中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璀璨文明出了大力，立了头功。他们对我们引为骄傲的历史所作的贡献，应远远大于那些盘马弯弓争霸夺权并已“流芳千古”的权势人物的业绩。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价值现，与视权力官阶之差为人的价值之差的官本位价值观，相去不是千里万里，而是南辕北辙。
在知识经济社会已到来的今天，在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大不一样了。但愿我们能真诚地从经常挂在嘴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第一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出发，咀嚼爱因斯坦的这一不朽名言。
“粹白之裘”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用众》，言简意赅，是古智者贤人悟道之言，令人联想很多很多。
其实，狐狸中，有一种银狐，生活在冰天雪地的极北地区，是纯白色的，但它是不是就那么“粹白”，一点杂毛没有，恐也难说。大凡一件狐裘，总是需要集不少只狐狸的皮毛来制作，而“粹白之裘”就更需在“取之众白”时汰杂取粹。《吕氏春秋》的作者未必见过极北的银狐，故云“天下无粹白之狐”，其所谓“取之众白”，可能是指取之某些狐狸腹部的白色皮毛，那所需狐皮当更多。
做事为学，“取之众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方法。
但是否还可以引出另一些联想？如：以衣貌、派头取人，乃至以某些往往还是无常的、不见得能完全代表或显示价值的身外附加物（权力金钱门第文凭等等）取人，仍不免是社会常例，有时甚至是待遇规定。而某些有幸拥有“粹白之裘”者，往往在自我陶醉于其因高贵的“裘”而抬升了的身份时，容易忘记就连那并不能说明人的价值的外衣包装，其实也是“取之众白”；容易忘记猎狐者的艰辛劳苦，制裘者的精思巧艺，更容易忘记那些为献出一点点“粹白”的毛皮，而献出全部血肉之躯的众多小小生灵。
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党一个国家的成就，除了本身的努力之外，都不可能不“取之众白”，取之当世的和既往的无数人所作出的业绩贡献，否则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此其一。其二呢，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党一个国家，若有所成就（特别是大的成就），就必须明白那是“取之众白”的道理。
这，大概还仅是这句古语的一部分启示。
也说思想创新
在一定意义上，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既然是创造性思维，当然就是不同于此前的思想理论的标新立异，是反常规，反正统，是一种出格，越分，甚至犯禁。如果不，那就称不上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一出现，往往惊世骇俗，引起争议、非议、震怒乃至欲加之罪。但，它是新发明新发现新知识新思路新生产力和许许多多新事新风之母。故曰，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不过，创新或创造性思维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主观上有解放思想的自觉，客观上有思想解放的环境。没有这个自觉，难产生创造性思维；没有这个环境，出现了创造性思维也常常会被禁锢扼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这类悲剧已不胜枚举。
毛泽东曾是提倡解放思想最力的人物，“双百方针”的提出就是个勇敢正确、鼓舞人心和受到拥护的创举，但后来的实际发展却是人所共知的。他提倡百家争鸣，却又说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而无产阶级又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于是乎……因此，口头上提倡创新或创造性思维，提倡解放思想，而不提倡甚至反对提倡思想多元，言论自由，实际是不准创新，不许创造性思维，压制思想解放。
独自关起门自由遐想，不管怎么想入非非，谁也管不着，也没法管，谁也不能钻进别人脑子里去搜捕思想。古时曾以“腹诽”定罪，“反右”和“文革”时也曾逼人“交代思想”、“交心”（交代出来的大多有假），并常常凭以定性定罪。但除非砍掉脑袋，就往往无效，即使关进铁栅栏也拦不住人的思想。不过仅仅“准许”个人独语私呓，并不叫思想自由，重要的是准许公开发表观点，准许自由讨论，切磋交流，使个人的创造性思维经过社会的质询诘难，补充修订，并最终认可，成为社会的思想财富。即使暂时不被社会认同或彻底被历史否定，那也有好处，终归是辨明了一些事理。这就叫公开性，透明化。公众拥有公开的思想言论自由，是创造性思维和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对思想言论的限制越繁多苛刻，创造性思维和思想解放的天地就越窄小。
上面几次用了“准许”二字，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不准”太多。人艺演出的话剧《茶馆》里，王掌柜茶馆就高悬有“莫谈国事”四字。在旧中国，这四个字与“谨防扒手”四字是公共场所最常见的字样，几乎成了一副短联。那是封建专制社会。可是，在新中国，例如“文革”时期，在湮没一切的“革命”语境中，不准有不同声音。新中国宪法上从来没有删去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条款，但以言论治罪者却成千上方！偌大中国曾是不光彩的偌大一言堂。既然言论自由写在宪法，那就没有准许不准许的问题，只有尊重不尊重、服从不服从的问题。十六大报告不但强调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并且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这一响亮提法，与提出提前实现小康社会一样，受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举世关注和赞赏。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中国，肯定要在未来世界亮相，谁也挡不住。
而只有更多的创造性思维，更大程度的思想解放，社会进步才更快。或反过来说，社会进步有赖于多多益善的创造性思维，永无休止的思想解放。思想言论环境的宽松程度与社会进步的速度绝对成正比。
史鉴昭然，全国只许一个大脑进行“创造性思维”，其他多少亿人包括高级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只有“紧跟”、“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那些年代，究竟是推进了还是阻滞了社会进步！
（责任编辑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