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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文革”时期
作者：盛永华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1959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当时身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能看到的文献资料不多。但从宋庆龄的记载不详的言行，从保留下来的她给亲友、同志、同事的一些信札，特别是从粉碎“四人帮”后她对“文革”的批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她在十年内乱中，对那股乘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逆流进行最大限度而极为艰难的抵制与抗击。大体说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宋庆龄是从觉察、警悟、认识，到抵制、反抗以及后来的揭批和反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了所能作的一切，从而使人们更能认识和理解宋庆龄——这位对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未停止过战斗和前进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
“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宋庆龄和所有善良的人们一样，既无思想准备，又感困惑不解。
宋庆龄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并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坚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毛泽东在她心目中具有极崇高的地位。因此，她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宏伟目标——“反修防修”，防止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保证新中国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开始也是相信的，并力图使自己跟上运动的步伐。
及至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宋庆龄被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受到冲击。尽管在周恩来的保护之下——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就是宋庆龄，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她被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她在上海的住宅仍被“造反派”闯入；她北京居所周围的高音喇叭搅扰得她成天不得安宁，红卫兵在她住所的围墙内外贴上毛泽东语录，将住宅内的一些石狮子涂上红色，一些被认为是“四旧”的楹联匾额也拿了下来。宋庆龄当时仍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群众运动的。1966年8月，她写给美国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她告诉老朋友：“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花八、九小时看东西”，而且“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宋庆龄尽管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是她对这场“革命”还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并且真诚地要求自己通过运动来改进工作。她在1966年9月24日致函老同事、老朋友罗叔章说：“请您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字报借给我看，并总理对我支持的话，因为上次您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是么？我看到对我的批评不会主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她有时会坐着汽车，上街去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她还写信给当时正在受批判的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李云同志，嘱咐她“……赶快检查工作，作自我批评，就可以很快恢复工作。”宋庆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女士受托打电话给李云，说“夫人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快快检查工作，主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宋庆龄的某些忧虑还未形成明确的判断——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事变还未充分展开和暴露。
后来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急风暴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并逐渐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甚至操纵。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中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打倒一大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恣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为他们上台做准备。这时，与宋庆龄长期并肩战斗的许多同事与战友，很快就“靠边站”，进而被批斗，被关押，他们当中有些同志因不堪受辱和迫害含冤自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间成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不少长期支持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如爱泼斯坦等，被戴上特务的头衔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狱。最使宋庆龄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导师、战友和伴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竟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一项弥天大罪）和“牛鬼蛇神”，他们竟然要拿走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孙中山像。在南京，发生了红卫兵捣毁矗立在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的事件。对宋庆龄的冲击也在升级：她主持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受到极大干扰而几乎陷于停顿，正如她后来所叙述的那样：“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它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
就在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拟订的保护宋庆龄等干部名单后两天，北京街上即出现了要求撤销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大字报。有红卫兵要冲到她家里贴大字报，还要剪掉她的发髻——他们认为那是“四旧”的东西。北京宋庆龄住所内的少部分工作人员也开始“造反”，不仅开会串联整她的黑材料，甚至要这位70多岁的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老人和他们一起排队进餐。令宋庆龄受到极大的伤害与痛苦不堪的是她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遭到红卫兵的损毁，石碑被推倒，骸骨也被挖了出来……（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曾是孙中山最早的战友及追随者。他倾家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孙中山印刷革命宣传品，他的家是革命者的联络点。而他又不事宣扬自己，被孙中山称为“革命的隐君子”）周恩来为此出面干预，对红卫兵发出了严厉警告，并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修复后拍成照片报告宋庆龄，又及时更换了她在北京居所的部分工作人员，冲击宋庆龄的图谋才没有得逞。
当然，宋庆龄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深邃的洞察力。虽然面临的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但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她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禁产生了怀疑，感到现实发生的一切与所宣称的革命目标相去越来越远。她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当时陈炯明叛变，我们坚决和他斗争，这才真叫革命行动呢！”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遇到罗叔章，对她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同年11月，经宋庆龄审定的《宋庆龄选集》出版。尽管刘少奇已身处逆境，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骇人罪名，宋庆龄仍然派秘书给刘少奇送书，在书本的扉页上，赫然留有宋庆龄亲笔书写“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的题签。
宋庆龄对来势凶猛的无休止的所谓“破四旧”十分忧虑，明显反感。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此提出质疑：“前几日送给您一小包梨及熏鱼，是家里饭菜存下来的，给你尝尝。你说那是‘四旧’么？我一向心里当你是自己人，分一点给你犯错误么？”斯时，毛泽东曾派江青往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对江青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宋庆龄对于当时红得发紫、权倾一时的野心家江青能当面提出如此直率的意见，表现出她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而政治野心急剧膨胀、心胸又极其狭窄的江青，对宋庆龄的批评如何受得？她对宋庆龄从嫉恨发展为仇恨，伺机报复。江青对宋庆龄的仇恨，举一事可见一斑：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为此，人民出版社重印了1956年出版的由宋庆龄题写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两书分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当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江青看到封面有周恩来的题签，疯了似的将书扔到地板上，并用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咒骂宋庆龄，给她扣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大帽子。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江青的疯狂举动，不仅是对宋庆龄的嫉恨，也是发泄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江青打击宋庆龄的恶毒的一手，便是要歪曲抹杀孙中山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作用，颠倒黑白，并将其“批倒批臭”。
正是江青等反革命一伙的倒行逆施，使忧国忧民的宋庆龄对“文革”很快便怀疑警觉并进而抵制和反击。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尽管毛泽东在宋庆龄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得到很真诚的信任，也尽管宋庆龄对隐藏于党内高层的野心家的真面目一时还难于完全识破，但宋庆龄仍如她过去的大半生一样，在历史潮流中绝不随波逐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背离原则，对于错误的东西毫不含糊地进行坚决斗争，她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真理。
①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第一个重大反击，便是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革命旗帜。
宋庆龄万万没有想到，“文革”居然有人公开将矛头指向为国人与世人普遍敬重的孙中山。为此她不得不以74岁的高龄，再次奋起捍卫孙中山的事业与旗帜。当然她相信她并不是孤军奋战，毛泽东早于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就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文革”的岁月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的健康力量对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充分肯定的，他们给了宋庆龄以巨大的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
1966年11月，中国人民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在大会上，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在演说中，她非常简洁而又详尽地叙述了孙中山一生的业绩和他与时俱进的步伐。她把孙中山的一生概括为“一个顽强的革命者的一生”，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谈到孙中山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时，她说：“孙中山的遗训就是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这笔遗产是毛泽东早就肯定了的。宋庆龄进而指出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在当今仍有着深刻的意义：“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她指出，“孙中山还有另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适应当前革命任务的需要，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
对于孙中山晚年不断地修正错误，不断地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三大政策等，宋庆龄认为这“显得更加光荣”。
留存下来仅有的很少的资料，记载了宋庆龄写作《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的情况。1966年2月，宋庆龄给时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的好友爱泼斯坦先生的信中曾提到：“我一直在用心写我那篇为纪念孙中山所用的文章，但我需要你的大力帮助。”
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了。纪念大会开过后，宋庆龄很想请所有帮助过准备这篇讲话的人来吃一顿饭，随便聊聊，但那时已经“不是时候”，政治形势的复杂可想而知。期间，她对文章的修改，内容的取舍，乃至表述的方式，会有很多考虑。她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详述孙中山的革命业绩，毫不含糊地歌颂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这不仅是她为捍卫孙中山革命旗帜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也是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保护民族遗产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更是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的倒行逆施的抗击。宋庆龄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原则性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文革”那些颠倒是非的岁月里，江青一伙不但对孙中山、宋庆龄放明枪，还施暗箭。歪曲他们的婚姻关系，散布关于宋庆龄私生活的流言蜚语，即是他们拙劣的伎俩之一。在这个已成为历史的个人生活问题上的中伤和诽谤，完全是服务于他们卑劣的政治阴谋。一些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鼓噪。在“文革”初始，宋庆龄对那些恶意中伤不屑理睬：“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但不久以后，当她警觉到这是“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乎孙中山、宋庆龄的个人形象和声誉的问题，而是企图推翻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图篡改历史时，便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起而反击，维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真实性、合法性。
1972年11月9日，宋庆龄致函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时，指出在一些有关孙中山的著作中的错误。她说：“在利昂·沙尔曼写的那本传记中，我发现她在描述我的婚姻这部分也像其他一些作者那样犯了相同的错误。”她郑重地声明：“我是从上海去东京并于1915年10月25日在那里同孙逸仙结的婚，这就是说，我们结婚的时间是在他们（指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作者注）离婚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婚姻是在东京市登了记的。举行婚礼之前，我们当着律师和证人的面在结婚书上签了字。结婚的证书是一式三份，这些证书分别由孙逸仙、我和著名的日本律师和田瑞保存。”宋庆龄指出，“很久以来，敌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传教士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进行诽谤。”她请韩素音“采取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办法把我这个声明公诸于世人，以正视听”。相同内容的信件，宋庆龄还寄给了她的朋友麦克唐纳。
1973年2月27日，宋庆龄写信给孙科的亲戚林达光，批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一书中所“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她郑重地告诉林达光，当她与孙中山结婚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正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他父亲把离婚和结婚的事都告诉了他。”宋庆龄认为孙科应“还保留着这历史性的家庭档案”。
宋庆龄还于1973年3月13日亲自致函索尔兹伯里，直率地批评他的错误：“首先要感谢你惠赐大作《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我已拜读。请允许我指出一个史实上的错误。孙逸仙在我同他于1915年10月25日结婚时，他是自由的。（结婚的年份不是您所说的1914年，当时我还在上海。）……反动派和传教士（他们常常是反对进步的）试图造谣污蔑我们，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丈夫的儿子现住加利福尼亚，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他那里得到有关上述事实的证言。”
宋庆龄敦促索尔兹伯里改正他书中的错误，同时严正提出：“你也许可以向你曾咨询过的那些所谓可靠的参考资料来源发出警告，告诉他们这是一则极为恶劣的不实之辞，他们到处散布是有罪责的。”及至她收到已作改正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的第二版时，立即给作者去信表示“对你的情谊深为感激”。
然而，在那个是非颠倒、以谎言取代现实的年代，暗箭仍不断射来，宋庆龄继续以各种方法顽强地反击。1973年8月23日，她致函挚友爱泼斯坦夫妇。（他们历经无数考验仍然无限忠诚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受“四人帮”的迫害而蒙冤陷狱长达五年之久，此时刚刚出狱）她在信中说：“请读一读附上的剪报。你们作为我的挚友，请告诉我对这些有关我的诽谤性文字，我该怎么办。这些有关我的谎言时不时地得以刊布，使我感到极端的厌恶和愤慨。我没有钱去请律师来同这个斯坦利·卡尔诺打官司，但我的朋友（指爱泼斯坦夫妇——作者注）是否能写篇东西来制止这些谎言流传呢，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不断重复的谎言会变成事实的。”她在给孙科的妻弟陈志昆夫妇复信时，还特意“寄去一张我的旧照片，是坐在我丈夫的像前照的。”并请他们代为问候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平和孙治强。
如此等等。事实上宋庆龄所作的决不仅是她和孙中山婚姻真相的辩证，关乎对江青之流的政治阴谋的揭露，而且是对江青一伙反革命的回击，表现了她一贯的革命原则性。
②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另一种反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她特有的方式，对同志、亲友给予关怀、帮助和保护，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为革命与建设事业保存力量，而对国际友人的保护，更维护了祖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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