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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烈士留下些什么
作者：宋文茂
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时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烈士，也不愧是一个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今年是他的35年祭。他1968年死于非命，10年后被追认为烈士，17年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30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姚桐斌何以让人们念念不忘？姚桐斌到底为我们留下些什么？
一颗“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姚桐斌，1922年9月6日出生在江苏无锡黄土塘镇。由于家境贫寒，姚桐斌读完小学后，父亲不再让他继续读书，只是校长特别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数次到姚家劝说，父亲才让他上了无锡中学，成为该镇第一名中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无锡先后沦陷，不忍在日寇铁蹄下生活的青年学生，纷纷逃离敌占区。姚桐斌也约好几位同学，相机越过日军的封锁线。1939年冬，国立十三中在江西省吉安县公开招考江西及江浙沿海各省流亡学生，姚桐斌以优异成绩考进该校高中部。由于他学习用功，在江西全省会考时，获得总分第一名，报考五所高校均被录取。姚桐斌选择了当时已迁往贵州平越的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他对同学说：“开发中国的资源，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想。”
那时的大学生活是很艰苦的。特别是姚桐斌这样的穷学生，夏天在集体宿舍，饱受蚊虫之累；冬天御寒，只有一件薄薄的灰色土布棉被。为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又不得不勤工俭学，或打扫实验室，或分发邮件，或为中学生补习功课。
1944年冬，日军进攻湘桂黔，学校被迫转移到四川壁山丁家坳。同学们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各自奔往目的地。这里较之贵州，住宿环境更差，没有夜读的条件。同学们便自备一盏桐油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读书。人们注意到，几乎每晚姚桐斌的油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但第二天大家起床时，他又第一个在窗外朗读英语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5年，姚桐斌以全班总评第一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经济部重庆北碚矿冶研究所。
1946年，一心深造的姚桐斌，赶上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的机会。考生云集，角逐激烈，姚桐斌又以优异成绩取胜，他选择了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师从国际铸造学会副主席、该校终身教授弗·康德西博士（V Kondic），研究液态金属凝固过程。这里学术气氛浓厚，科研和工业生产紧密联系，是姚桐斌最为满意的，但生活费用的重压也无情地向他逼来。在国民党政府终止了他的学费供应后，他便把到手的两年的费用匀作四年使用。为省钱，他搬到一家犹太人的屋顶小间，早餐经常是面包和茶水，连黄油也舍不得买，一直到1951年在该校毕业获得冶金学博士学位。1952年1月，姚桐斌在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工作，任实习指导员，并继续深造。他对铝硅金属合金的热裂进行研究，其成果受到专家的称赞，为此他于次年获得该院的D.I.C学位。
姚桐斌学习的用功是著名的，多少次大考争得第一名桂冠，但他绝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深深植根在他的头脑中。刻苦读书，绝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据姚桐斌的老同学庄先生回忆，在唐山交大毕业前夕，姚桐斌与他有一次长谈，谈的就是毕业后个人发展如何着眼于社会的问题。他的另一位老同学董先生，也在自己1946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寻觅到姚桐斌出国留学前的思想发展脉络。姚桐斌曾向他说，留英有两点顾虑：一是怕在国外的优裕的环境中沾染资产阶级习性；二是怕所学东西对人民大众没有直接的用处。董先生谈到这里感叹地说：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严格，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思想基础是何等坚实！
难怪留学英国期间，姚桐斌在努力完成学业、精心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日夜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人民解放战争以排江倒海之势由北向南推进，千疮百孔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日渐土崩瓦解，关心祖国命运的海外赤子无不欢欣鼓舞。其间，姚桐斌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的工作，并先后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总务干事、刊物编辑、秘书、主席等职务。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达了包括海外侨胞在内中国人的心声。新中国宣告成立后，姚桐斌和一些爱国留学生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祖国自然不会忘记这些海外游子，姚桐斌不断收到寄自祖国的报纸杂志、影片资料等。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进步，都使姚桐斌激动不已。从此，宣传祖国的每一个进步，也成了姚桐斌的自觉行动。
英国虽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其政府内敌视新中国的官员大有人在，姚桐斌的作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953年的一天，姚桐斌接到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通知，约他去“谈话”，实际是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英国。
这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E.Pivowarski）听到此事，邀请姚桐斌去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让他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姚桐斌1953年赴慕尼黑大学进修三个月，提高自己的德语听、说能力。
在联邦德国的四年中，姚桐斌除了要处理大量的社会工作和完成众多繁忙的教学工作外，他专心致志研究金属液体理论，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他的研究成果，在联邦德国《工业通讯》、《铸工》等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在此期间，姚桐斌思想上也有一个飞跃，由一名爱国者变成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56年他在瑞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姚桐斌应召回到祖国。
一种为破“千重关”锲而不舍的精神
1957年底，姚桐斌带着报国的激情应召回国。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都曾希望他去工作。但他最终还是服从工作的急需，到了国防部成立不久的第五研究院（七机部前身），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1958年1月姚桐斌来报到时，这里只是一个仅有12名大学生的航天材料研究组，办公室是当年袁世凯练兵的营房。到1960年，这个材料组已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所（即七○三所），姚桐斌被任命为所长。
摆在姚桐斌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真可谓困难层层，关隘重重。但他深信，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为破前进道路上的“千重关”而殚精竭虑。
作为所长，姚桐斌认为，首先应给研究所以恰当的定位，从而确定研究的方向。姚桐斌的设想是：七○三所和火箭设计部门根据型号的需要提出所需材料的规划，然后将此要求委托国内有关部门开展研制。在此期间，七○三和这些部门密切合作；这之后，七○三所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接近火箭条件的应用性研究，直到这些材料使用到火箭上为止。这样，既可以避免滥铺摊子、重复建设，又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积极性。
姚桐斌曾亲自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此后，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又联合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材料工作会议以及测试会议，姚桐斌的主张得到会议的支持。这些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会后的实践，促成了全国范围火箭材料、工艺和测试方法研究的协作网的建立，也促进了我国冶金、化工、建材等工业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
要取得科学研究成果，先抓人才培养。对于科技人员的培养，姚桐斌从来是事必躬亲。
新入所的大学生，包括留苏回来的博士生，都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姚桐斌组织大家由学习火箭、导弹的基本知识开始，进而了解火箭、导弹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最终胜任各自的研究任务。为此，姚桐斌所长经常亲自授课，有时也从外单位请专家来，冶金界元老李熏博士、两院院士师昌绪等，都到这里来讲过课。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多不识英语，成为他们查阅英文资料的极大障碍。为了及时了解西方国家有关科技发展情况，姚桐斌在所内倡导学习英语，最盛时，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班一齐开，一时形成争学英语热潮。
姚桐斌同时很重视工作人员的作风培养。1962年初，他在七○三所组织了一次“科研专题作风研究会”，把研究工作、技术学习、技术管理与技术责任制方面的50个好坏典型，770多件实物展示出来，加以分析对比。真人实物，振聋发聩，使科技人员加深了对正确科研程序和科研方法的认识，克服了自己的不良作风。一位当年实验室的“小鬼”，至今记得姚桐斌一面作示范，一面教他正确操作方法的一席话。姚说：“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当初都从事过小型实验。实验工作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平平凡凡，但没有这些，就没有以后的成果。当好一个实验员，关键是确保所作数据的准确，有使用价值，使科研人员敢于应用你作出的数据，这就很了不起。”
姚桐斌根据自己在国外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针对年轻科研人员的问题，写过一篇题为《研究工作方法》的长文，钱学森院长很赏识，曾推荐给院刊《研究与学习》发表。至今被七○三所的同志视为“仍在熠熠生辉”的“宝贵的知识和精神财富”。2000年该所还将它印成小册子，作为教材供青年科研工作者阅读。
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今活跃在重要岗位上的一代航天材料及工艺专家，不少人赞许当年姚桐斌的言传身教，呕心沥血的培养。
作为中国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姚桐斌，其卓越贡献，自然首推他为火箭所需新材料的成功研制。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很低，连一些低合金钢都生产不出来，火箭材料的研制均从零开始。
有一种高温钎焊合金材料，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其成分和工艺，苏方对我也严格保密，只是对我们说：中国需要时订购好了。1960年中苏反目，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像这种高温钎焊合金材料，想向苏联订购也不可能了。这种材料的研制，一时成为我国发展航天材料工业的“拦路虎”，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姚桐斌带领七○三所的同志，与有关单位共同协作，当年便确定了这种材料的成分及其比例，经过反复分析试验，很快生产出了高温钎焊合金。后发现质量不稳定，姚桐斌又亲临生产第一线，找出原因，提出建议，先后用40多天时间，使问题得以解决。为此，18年后，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七○三所和上海合作单位获得重大成果发明奖。
火箭发动机中的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3000℃以上的高温，容易烧坏零部件，引起事故。为此，姚桐斌等立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科研课题。刚提出时有人曾说是“胡子课题”（意即等白了胡子也不会出成果）。姚桐斌坚信自己的主张，在他的支持下，几位工程师默默地进行研究，他们终于获得成功。将他们新研制的材料和工艺用于新型号的火箭上，使火箭发动机的高温大为降低，同时还提高了比推力，增加了射程。
众所周知，火箭结构越轻，就飞得越高，越远。姚桐斌建议立足本国资源，立项研制重量轻、强度高的钛合金气瓶，取代当时使用的钢气瓶。这项研究成功后，每个气瓶即可减少重量7公斤以上。而火箭的最上一级每减轻1公斤，卫星的载荷则可增加1公斤。其经济的、科学的效益是何等可观！
重视预先研究，是姚桐斌对火箭材料工艺研究工作的又一贡献。姚桐斌认为，搞火箭材料的研究，不能只考虑现有型号的火箭材料，必须有前瞻性，搞好“预先研究”，即他常说的：“做到今天，准备明天，想到后天”。
但是，姚桐斌的正确主张曾被批评为“学院式研究”，他的某些预先研究项目被“砍掉”。然而，他出于对火箭技术发展规律的认知，本着对事业负责的使命感，他反复解释“材料先行”的主张。他说：“搞材料的如同开饭馆，不能等顾客点肉菜时才去养猪，点炒鸡蛋时才去养鸡。”
据航天材料所后来的统计，由姚桐斌主持论证立项的预先研究课题数百项，有80%已用于各种型号的导弹和火箭。可见姚桐斌对型号设计要求研究之透彻，对某些材料和特种工艺发展方向把握之得当。
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
姚桐斌到底有多么深厚的天赋和巨大的潜能？他的一位当年的同窗好友，以后成为冶金专家的同志读了1992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怀念航天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同志》的文章后，才第一次得知姚桐斌的具体工作及其贡献，这使他惊讶和激动。他说，姚桐斌回国前研究的是融溶金属，这个领域不是很宽的。尽管得力于多年的刻苦学习，他有十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为了适应新的任务，他必须知道的新东西实在太多了。这位同是科学家的同窗老友不禁感叹：姚桐斌“一般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他“有超人的毅力”，“有超凡的智慧的头脑”。
就是这样一颗智慧的头脑，被两个愚蠢的家伙，以“革命”的名义惨无人道地击毁了。行凶者一个是七机部下属二一一厂的炊事员高某，另一个是从七机部在永定路下属某所调来武斗的电工于某。他们一个用切过肉、砍过骨头的手，一个用整天熟练操作榔头的手，各执一根暖气管，向姚桐斌头上猛击，姚桐斌当即被打倒在地……
正如姚桐斌的挚友董先生事后致姚夫人彭洁清女士信中所说：“这种事情，只可能在那无比荒谬的年代才发生。一个具有巨大科学才能的头脑，一颗怀着对人民无比忠诚的赤心，就这样无缘无故被那群无知无耻之徒轻易地毁灭了，多么可惜，可悲，可恨！”
正是这样荒唐无比、野蛮至极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
1966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依据国家大法选出的国家主席拉下马。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一时间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造反有理”、“无法无天”被引以为荣。
1967年湖北“七·二○”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上海《文汇报》广为宣传，激发了8月上旬的全国接连的大规模武斗。
七机部当然不是世外桃源。时至1968年初夏，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武斗时有发生。许多人不能上班，有的车间处于瘫痪状态。姚桐斌多次同干部商量避免生产停顿，但无济于事。姚桐斌不愿意随波逐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妻子说：“光拿工资不做事，于心不安。”
楼外的武斗，无法阻止姚桐斌头脑的思维，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的科学研究，何况中央对于火箭、空间技术研究的要求一直没有放松过，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已列入议事日程。
1968年6月6日，姚桐斌兴致勃勃地带领七○三所的几位主任，去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孙家栋主持的防热方案讨论会，并提出和讨论了卫星防热系统等研制方案和任务。
姚桐斌常常以一个学者的单纯，去观察那诡谲莫测的政治形势。他多次给妻子和同事说：“文化大革命后，我们还要大干一场。”
然而，“大干一场”的机会再没有给这位善良的忠心效力于国家和民族的科学家。就在姚桐斌出席空间技术研究院防热方案讨论会后，屈指没有48小时，一幕人间惨剧发生了。
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武斗，姚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但他惦念孩子，还是回家了。就在这一刻，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人闯进家来，拳打脚踢将他推出门外，在拖往“总部”途中，两个狠心的家伙抡起钢管，猛击姚桐斌的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引起死亡”（见法医鉴定书）。
听到姚桐斌被害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震怒，责令公安部长立即查明此案，并指示有关部门，开列一张有贡献的科学家名单，加以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据梁思礼院士回忆，姚桐斌被害后，七机部军管会对六级以上高级工程师采取了保护措施。他说：“我当时是五级工程师，在七机部二分院也属保护之列。二分院地处永定路，我们的办公区大院已经封闭，有解放军战士看守。……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父亲梁启超被认为是‘保皇党头目’，我又在美国学习、生活了8年之久，多亏周总理指示予以保护，否则必然吃了大苦头。”
人间正道是沧桑。1976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随之宣告结束。
姚桐斌的夫人彭洁清女士，以一位受难者妻子的名义，以三个孤女母亲的名义，为姚桐斌喊冤叫屈、伸张真理的义举终于得到回应。
1978年3月18日，在我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那天，七机部为姚桐斌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追悼会。
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法院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判处于某有期徒刑15年，高某有期徒刑12年。
1983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京烈第080040号《革命烈士证明书》。在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一栏中写着：“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1999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授予姚桐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9月，姚桐斌半身雕像在七○三所揭幕。
在中华大地上，人们欣喜地看到，“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全民的共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开始形成；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已提到议事日程。让我们记取历史教训，永远告别那“无法无天”的时代，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永远沐浴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的阳光下。（责任编辑程度）
[附]
彭洁清：“炼狱”四日
编者按：2003年6月8日，恰逢姚桐斌烈士35周年祭，本刊特发表《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烈士留下些什么》一文，并附彭洁清《“炼狱”四日》，沉痛纪念逝者，同时也告诫世人，切莫忘记那个敌视文明、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时代。
1968年6月8日，星期六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回家了，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离开学校，虽然车上人挤人，我却习以为常，只希望能早见到分别一周的桐斌和孩子。
好不容易到了，抬头一看35栋就在眼前，我家在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客厅，长沙发靠着窗户，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到我了。
到了楼门，我快步往上跑，满怀希望桐斌已坐在沙发上等我，因为现在已经该下班了。
我刚踏上三楼楼梯口，家门忽地打开，保姆啜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她的话，任由手袋掉在地上。天哪，这不能是真的。星期一我上班时，他不是送我到车站，我不是还向他说“亲爱的，星期六再见”了吗？他不是还微笑着向我告别，一直到汽车出站才往回走吗？直到惊恐的三个女儿跑过来哭成一团，直到看到直挺挺躺在客厅长沙发上的桐斌遗体，我才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这天，七机部对立的两派发生武斗时，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我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但桐斌记挂孩子，还是回家了。他还未来得及扒上一口饭，一群暴徒冲进我家，他们架起桐斌就往楼下推，拳打脚踢，抽耳光，一个家伙还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吼声中，有两个暴徒举起钢管，向桐斌的头部猛击，立刻鲜血冒出，他倒下了。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们并未就此罢手，桐斌光着一只脚被架到他们“总部”，继续拷问。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即倒在地上。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头怕桐斌死在他们“总部”，才差人把桐斌拖回我家楼前，丢在人行道上。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并找来我家的保姆，他们请求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将桐斌送医院抢救，遭到拒绝。大家只好把桐斌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清醒过来，于下午三时许停止了呼吸。
我必须尽快把桐斌被害的消息传出去，但家里的电话，当天上午已被割断了。我只好叫我的大女儿去我的一位朋友家，请他领我女儿去找驻七机部的军代表，报告桐斌被害之事。
天渐渐黑下来，女儿还没回来，恐惧又袭上我的心头：难道我让带给军代表的信又招来新祸？我跑到抓桐斌的那个“总部”去，寻女儿未果，想起桐斌之死，禁不住怒火中烧，质问他们有什么权力抓人、打人？回到家中，只见两个小女儿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他们父亲的遗体就在身后，我们母女又相抱而泣。
这一晚，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两个小女儿毕竟年幼，在我怀中抽泣着睡着了。我却难以入眠：桐斌的遗体虽近在咫尺，但已是天上人间，阴阳路隔了；派出送信的大女儿，一夜没有消息，我的心都要碎了。
1968年6月9日，星期日
漫漫长夜终于熬了过去，朝霞送来了这新的一天。两位军代表带着我大女儿跨进家门，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好几大桶冰块。高个子的军代表首先向我解释说：“昨天因为太晚了，不放心你的女儿回来，让她住在我们那里。”我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你们难道不能派人送她回家？我都快急疯了！”军代表说：“昨天周总理一听说这里发生武斗，姚桐斌同志被害，就派粟裕大将乘直升机来了解情况，恰好您的女儿进办公室，我们让小姑娘当面向粟裕同志报告了姚桐斌被打死的情况，时间拖到很晚。”我仍在火头上：“一个小孩子怎么能讲得清楚？你们军代表到七机部时间也算不短了，难道还不知道我爱人是好同志吗？”军代表也承认桐斌是位好同志，他被打死，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谈到姚桐斌的遗体，军代表说联系几家医院都暂无停放的地方，所以决定每天早晚由战士送冰块来。他们把桐斌的遗体放在我家卫生间的浴缸里，四周放满了带来的冰块。
夜幕降临时，战士们将新带来的冰块放置在桐斌遗体的四周。我家保姆紧随着解放军战士走进屋。她整理好她的箱子，对我说，她害怕住在我家，想另找工作。我完全理解保姆此刻辞职的心境，只好点头应允。接着走的还有住在我家的七○三所的两对年轻夫妇。七机部造反派夺权后，认为我家住房多，就安排他们搬来我家。昨天桐斌被害后，他们便没有回来，今天是来取东西的，说是已另觅住处。
走了，军代表和战士走了，保姆和同住的人也走了……只有我和三个女儿默默无语，沉浸在无比的哀痛之中。孩子们终于睡着了，我一个人孤独地伴着桐斌的遗体，为他头上的伤痕哭泣，为他英年惨遭毒手哭泣，为他不能同我白头偕老哭泣……我多么想“随他而去”，但很快予以否定：当时，自杀即自绝于人民，自绝人民即叛徒。我的孩子们就会成为叛徒的“狗崽子”，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
1968年6月10日，星期一
解放军战士照例按时来为桐斌的遗体换冰块。他们一走，整个家又处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晚上，原来那两位军代表来了，进屋后就忙着解释：“上午有急事耽误，没有来成。七机部军管会主任杨国宇同志想见你，现在我们走一趟怎样？”我当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向上反映情况的机会。我看一眼三个睡着了的孩子，便随军代表匆匆走了。
杨主任身着海军制服，操一口四川话，据说是一位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长征干部。他在一张大办公桌前站起来和我握手，第一句话便说：“请你来这里谈谈，是因为这里安静。”他谈到周总理得知姚桐斌遇害的愤怒，谈到军代表向他汇报我写信的情况，在我向他要求尽快缉拿凶手时，他也坦诚地谈“文化大革命”中七机部情况的复杂性。在军代表提示杨主任“法医马上要到姚桐斌同志家”后，杨主任站起来同我告别，嘱我相信组织，保重身体。
已是晚上10点半了，紧随我们到家的另一辆吉普车上走出两位着便衣的法医，上楼后，一位军代表领他们直奔卫生间，另一位军代表则一直坐在沙发上陪着我，不让我去看。
过了好长时间，法医才从卫生间出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但从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遭遇的深深同情。军代表对我说：“快12点了，您早些休息，明天还要去海军医院为姚桐斌同志做解剖检查。”这时，法医才作解释说：“在家只能作初步检查，去医院作解剖，才能作出权威的结论。”
1968年6月11日，星期二
是一个大热天，阳光透过纱门，撒在我们房间的毛泽东主席的肖像上。由此，使我想起了《东方红》的歌，想起人民对于毛主席的称颂，不禁潸然泪下。无法控制感情的我朝着毛泽东肖像大喊：“毛主席啊！您救活桐斌吧！救活桐斌吧！”几天来闷在心里的悲痛像开了闸的水奔泻而出，孩子们被我的哭喊声惊醒，团团围住我，也大哭起来：“爸爸！我们要爸爸！我们要爸爸！”
只见解放军战士抬着冰块进了屋，才知道昨晚忘了插门。解放军战士发现我家哭成一团，不知所措，悄悄下楼请来了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的一位女医生。医生扶我到卧室，为我作一般检查后，给我服了两片药，又打了一针，劝我：“你要想开点，好好休息。你把身体搞垮了，几个孩子就更可怜了。”我凄然不语，她的眼眶也红了。
中午大孩子催我们吃饭，桌上摆了好几样菜，我以为全是她做的，还是老二告诉我，是新新的妈妈让新新送给我们家的。新新的父母由美国归来，父亲也在七机部，在另一个研究所任副所长，据说前几天还挨过批斗。在这个当口送菜给我们，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入夜，我早早打发孩子们睡觉。军代表带领好几个战士，乘海军医院一辆大汽车赶来，将桐斌的遗体抬进车里。我们都一起同车前往海军医院。车停在解剖室门前，我要求随桐斌遗体一起进去，被军代表劝阻，并留下一人陪着我。
陪着我的军代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点点红光闪现在我眼前。一直昏昏沉沉的我，想起我们刚到北京时就住在海军医院隔壁，当时我曾对桐斌说：“住在这儿真不赖，要看病多方便。”他笑着回答：“这是海军医院，我们怎么能去？”他现在真的进去了，但不是看病，而是验尸。想起人的生死祸福，想起我家的不幸，不由仰面发誓：“苍天作证，我一定要为我的丈夫申冤，为我的丈夫报仇！”
待法医和军代表从解剖室出来，天已经很晚了。我询问解剖结果，法医说要写一个书面报告交军管会，以后再转给我。我只好坐军代表的车回我的家。
后来，我看到1968年6月12日局治技字第81号鉴定书，该书称：对死者姚桐斌的尸体检验鉴定意见：1、死者头部左侧有典型的条状挫裂伤，左侧头皮下广泛血肿，颅骨条状塌陷性骨折，硬脑膜破裂，硬脑膜外及硬脑膜下，有大面积血肿形成，脑质挫裂伤，脑受压，脑水肿，符合于被钝器猛击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引起死亡。2、左顶部外侧前后纵行的几处挫裂伤是致命伤。
（此文系编者根据彭洁清《航天情——永远的眷恋》一书有关章节摘编）
（责任编辑洛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