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共产党报人恽逸群多灾多难
作者：韩 兵
恽逸群是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爱国报人。他不畏权贵，不为利诱，对祖国和人民披肝沥胆，对一切丑类无情鞭笞，就是这位共产党人赤诚的一生。
恽逸群，1905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寿山村一个塾师家庭。他自幼饱读经史，16岁时，他满怀科学救国理想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业，仅读了一年就穷困辍学，到无锡市电话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员。他在上海目睹了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血淋琳的屠刀告诉了他，救国必先反帝，于是他参加了刚改组的国民党，走上革命救国之路，回到武进担任县党部常委。1926年7月他又参加了共产党。次年3月，北伐军随着浩荡的春风打到武进。他和同志们四处发动工农，抓土豪，斗劣绅，“四·一二”大屠杀的枪声又笼罩了中国大地，他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出狱后，他接任中共武进县委书记，继续发动四乡农民抗租抗税，遭到国民党军警一路追捕，先后转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浙江萧山县委书记、浙江特委秘书长。
1932年8月，遭追捕的恽逸群来到上海最大的民营通讯社“新声社”，当了该社记者，从此，他开始了“辛苦遭逢”的文笔生涯。
1932年长江大水，鄂、皖、赣等省一片汪洋，淹死农民逾500万。国民党政府却视若罔闻，大笔“美麦借款”或用来“剿共”，或中饱私囊，真正修堤救灾所剩无几。“全国经济委员会”却装腔作势地组织了一个浩浩荡荡的“长江堤勘察团”，由宋子文亲自带队溯江而上“考察”。恽逸群随团20多天，冷眼旁观，悉心查访。同行记者纷纷发稿，而他一字不写，最后却拿出一本细账，指出工程所耗与救灾款额严重不符，用事实与数字披露出国民党救灾的真相。
1935年8月，恽逸群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兼社论主笔。随着日寇全面侵华野心日益暴露，团结抗战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为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他每日一篇社论，纵谈救亡图存，宣扬民族大义。1936年12月12日突发“西安事变”，他立即发表《御辱必须团结》等一系列评论分析文章，指出：“敌之所快，即我之所痛；敌之所痛，即我之所快。”“切望国内任何一方‘不为己甚’，干出‘敌快我痛’的事件出来！”警告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不要借机扩大内战。“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依旧四处央求列国调停。恽逸群怒不可遏，大声呐喊《应战的时候到了》，接着他又写出《六年来的教训》一文，列数“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误国的罪行。揶揄道：“蒋委员长说，今天的北平，可以变成昔日的沈阳。则将来的南京，何难不变成今日的北平！”最后正告蒋介石“不能像南宋那样做偏安于小朝廷的梦想”。他还与范长江、陆诒、夏衍等24人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大批青年记者，壮大抗日宣传声势。
从这一年春起，国民党特务就开始寻机抓他，后来更是公开围追堵截。他不得不躲进法租界，但他的铮铮言论依然见诸报端。
上海沦陷后，恽逸群坚守“孤岛”鼓动抗日，又上了日伪特务的黑名单。上海滩上，一些挂洋商招牌的中文报纸纷纷出刊。《华美晨报》主持朱祝同久仰恽逸群的胆识和文笔，抢先聘他主笔评论。英商创办的《导报》和《译报》，也由他分别担任主笔和总编辑，使他又有了一片阵地。他“下笔千言，依马立待”，抨击所谓“共存共荣”、“和平救国”之类强盗与奴才的哲学逻辑。1938年11月发表在《导报》上的《异哉汪精卫之言》，公开揭露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投降卖国嘴脸，斥责他所散布的“抗战必败”、坚持抗战是“不负责任”等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周佛海拍桌大骂作者“曲解国策，自误误国”，“是汉奸”。饬令军统、中统合力“制裁”。日寇与之积极配合，及时向租界当局提交逮捕名单。
汪精卫气急败坏，命令李士群、丁默要用恐怖手段为“和平运动”扫除障碍。恐吓信一封封寄到报社，扬言“定将以武力制裁之，炸弹与枪炮并来……”此时，朱惺公、张似旭、金华亭、倪蓝深、邵虚白等多名爱国报人相继被杀。《译报》、《文汇报》、《大美报》、《中美日报》停刊一周。就在这最艰险的时刻，恽逸群给几家报社同志鼓劲说：“今后的局势会更严重。不能办大报，我们就办小报；不能办小报，我们就办刊物；一切都不能办，就办壁报。”“我不相信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说话！”几天后，租界当局又借查军火大搜捕，他立即在没停刊的报上回敬以《炸弹五百万》：“租界要搜炸弹，我们保证永远搜不完。因为租界上的炸弹有四百几十万。这些炸弹全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心的炸弹是永远也搜不完的。”5月底，伪政府发布通缉令，列名83人，恽逸群为首要。《导报》社又被炸，恽逸群险遭不测。党组织命他立即撤出上海，前往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中共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同年，夏衍为了表达对奋战在“孤岛”宣传战线上的同志“无法禁抑”的“感叹和忧煎”，在桂林创作了话剧《心防》，以恽逸群为原型，塑造了怀揣遗嘱、用笔构筑沦陷区人民心理防线的“刘浩如”的英雄形象，感动了大后方无数抗日军民的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恽逸群肩负党的特殊使命重返上海，在潘汉年安排下打入日军特务机关岩井公馆，明里为日伪《新中国报》编稿写文章，曲笔揭露反动宣传；暗中为地下党搜集军事情报。他还利用日蒋矛盾，在日伪报纸上批判蒋介石。有一段妙文这样写道：“（抗日）战争是共产党要打的，是共产党煽动了各方面的力量逼着蒋介石打的。战争进行中，蒋想停战谋和，又被共产党牵制着，不敢和，蒋的本意是反共，但受到战争牵制，不能放手反共……”活画出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使其幕后的“谋和”行动不能不有所忌惮。
1944年10月，恽逸群被日本宪兵队以“共党嫌疑”逮捕，关在日军苏州监狱。八个月后，敌人因“证据不足”将他释放。
不久抗战胜利，他参加《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同时大量发文抨击时政，又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1946年3月，国共南京和谈，中共代表团邀他担任发言人，中途，华中分局急电阻止。为防不测，组织决定他与范长江调任，回华中主持华中新华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并任华中新闻学校校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恽逸群重返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后又作为新闻协会代表出席首届政协，参加开国大典。
解放了，应该能畅所欲言了。恽逸群提出了新闻工作的“四基五性”主张，即四个基本训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知识积累和调查研究以及文字能力；五项具体要求：真实、正确、针对、时效、生动。宗旨就是要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依然要为求实付出人生的代价，成为不实事求是的牺牲品。1952年2月，“三反”中他被饶漱石借机横加陷害，以莫须有罪名开除出党，降职三级。1953年3月，国家出版总署负责人胡愈之、陈克寒出面将他调任北京新华辞书社副社长，并甄别错案。1955年5月，他又受潘汉年案牵连，受侦讯一年，尽管查无“叛徒、汉奸”实据，仍继续关押在监狱。1965年11月还是被以“叛徒、汉奸”罪判处徒刑11年。12月假释，发配江苏阜宁中学管理图书，月给生活费37元，无职级。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讲出《平凡的真理》：“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主席……）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对于频见于“两报一刊”的那些先引语录，认为是霸气十足的文章，他斥之为“新八股”，并指出“它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为它断章取义，妄加议论，且不容置疑。”“评法批儒”轰轰烈烈时，他讥诮道：“甚至指斥孟子的‘善战者服上刑’一语是反对人民战争，不知哪一天在梦中见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民战争……”
他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不以物移，不为己忧”，他坎坷的一生也反映着时代的悲哀，一个不给说真话、实话的时代必是一个腐朽、专制的时代。
1976年“文革”结束，恽逸群重获自由，已是羸弱之身，他仍壮心不已，定下了一个“为党工作十年”的计划：他想的全是为后人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其实他在1972年6月就在秘密着手一部《七十年实录》的撰写，其残稿前言中有这么几句话：“自己的事固无所讳避，别人也同样，既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凡事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万一被人看到，我也不怕惹祸，孑然一身，无子无女，祸无所延……焚骨扬灰，适符素愿。”
1978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恽逸群的志愿，安置他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正当他放手自己的计划时，遽于12月10日病逝。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函通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经复查核实，原定恽逸群为叛徒、汉奸是不能成立的，应予否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于1980年4月14日撤销了1965年的判决和裁定书，宣告恽逸群无罪。”
（责任编辑刘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