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父亲华岗坐牢２１年
作者：华景杭
一
我的父亲华岗1903年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中学时代就投身于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他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新华日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中共上海工委书记，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青岛市委委员。他一生度过了69个春秋，曾两次被捕，有21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其中5年是在国民党监狱中，还有16年是在共产党的监狱中，直至1972年含冤去世。
1949年8月，由中央安排到香港边养病边工作的父亲，接到任命——到中央某部担任领导工作，便带领全家北上，不料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开往青岛。船刚抵青，就有一辆小轿车将我们全家接到青岛市军管会，迎接我们的是身着军装的向明——当年与父亲一起坐牢的难友，现任军管会主任，谈话中，向明得知父亲要去北平赴任，便竭力挽留。向明说：“山东很缺干部，特别是文教界，希望你能留下来。”父亲说：“这要请示中央。”向明知道父亲当时肠溃疡又发作了，便表示：“你先留下来养病，中央的手续由我去办。”过了一段时间，中央回电，同意父亲暂留青岛养病。这时，青岛市委经常派人来向他汇报青岛的情况，特别是要求指导文教工作。父亲看到青岛市委如此重视教育，山东大学又是一个重要的教育阵地，他们对自己抱有很大的期望，于是从1950年1月起，父亲以教授身份为山大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做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他的讲课和报告非常生动，深受师生欢迎。不久，在校委会的民主选举中被选为校委委员，又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50年11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与父亲交换意见，征得他的同意之后，中央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就这样，父亲留在了青岛，我们全家也在此定居下来。父亲将全部精力投入山大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山大的教学、科研工作成绩卓著，受到教育部的嘉奖。他还亲自创办了《文史哲》，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的校刊，在全国影响很大。人们赞誉他是“懂政策、有能力、会办学的一位出色的大学校长”。
这样平静的生活刚过了6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5年8月，父亲突然被捕，“老革命”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这不仅使他本人，也使所有熟识他的人感到震惊。
二
在父亲的一生中，身陷囹圄，失去自由，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32年9月，父亲奉命去东北担任满洲特委书记，先到达青岛，等待南满派来的人接。不料交通员张永祥外出时遇到叛徒，等他回到旅馆时，警察已尾随而至，对华、张二人进行搜查，从张的皮袍夹层中搜出密信一封，便将二人逮捕。
中央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组织营救。华、张二人在青岛被关押近两个月后移送济南。父亲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叫刘少陵，是贩卖皮货的商人。敌人用尽各种毒刑，也无法从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口中得到丝毫线索。在这里他遇到了任作民和向明两位共产党员，从此三位革命者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开展狱中斗争。他们商定，父亲系统地给政治犯们讲授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斗争方法等，当然，讲课时要采取隐蔽的形式。他们三位还在狱中筹集资金，为生病的难友购买药品、营养品，并帮助每个政治犯写口供，使之在审判时能做到对己、对组织都有利。在看守所，犯人经常遭到打骂，伙食也极差，父亲与任作民、向明多次组织绝食斗争，均取得了胜利，使犯人处境得到改善。难友中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人经过学习和锻炼，出狱后都成了抗日救亡的骨干分子。
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当局仍对华岗、张永祥判刑5年。11月底，父亲被送到青岛山东省第五监狱服刑。这里的条件比看守所更差，住处狭小，光线极暗，吃的是牙碜的窝头、咸菜，犯人带着脚镣劳动。父亲在此被关押了两年多，于1937年1月再次被移送济南第一监狱，他欣喜地又见到了任作民和向明等人，大家交换了情况，得知在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几次谈判中都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这对狱中的同志们无疑是个好消息。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律，犯人被关押时间达到刑期2/3后，应送到反省院去。1937年2月17日，华岗等几十人被押上火车，送往武昌反省院。
在反省院，父亲号召难友不写反省心得、不吹捧院方，使院方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按规定，父亲应在1937年9月1日出院，但院方却以“表现不好”为由，不许他出院。
1937年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父亲通过组织送信给董老，告知狱中斗争情况。董老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任作民。迫于形势，反省院于10月16日，通知二人出院。当华、任离开监狱时，难友们都高兴地夹道欢送。
三
组织上对父亲在狱中的表现经过考查，做出结论，认为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无任何自首行为，表现很好。考虑到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决定让他先休养一段，再分配工作，但父亲却一刻也不肯休息，迫不及待地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新的工作。这样一位对党赤胆忠心的革命战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却被投入“自己的”监狱。
事后得知，这一次父亲是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向明反党集体成员”的罪名被捕的。当时，“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被“揭露”出来，有人从胡风的日记中查到，胡与华有过来往，于是，华就被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实际情况是：解放前，父亲曾向胡风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对胡的影响很大。解放后，亦有接触，但关系并不密切，更谈不上“反党活动”。就在这一年，担任山东分局代理书记的向明，忽然成了“向明反党集团”的“主帅”，而华与向明一起坐过牢，现又在一起工作，那当然就是这“反党集团”的成员了。某负责人要父亲揭发向明的“罪行”，面对压力，父亲不愿诬陷好人，于是，就成了“反党分子”。
专案组不顾父亲正在生病，日夜审讯，要他交待“罪行”。9月中旬，山大党委宣布召开“批判华岗大会”，连续开了三天，父亲只说了两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希望大家要相信事实。”专案组内查外调，仍查不到任何“罪证”，便企图用“高压”政策，让他屈服。父亲义正词严地说：“要毁掉我很容易，不必这样兴师动众，如从实际出发，我的问题很容易查清，我没有罪，你们硬把罪名加在我头上，还要我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父亲给中央写上诉材料，均被他们扣下。请看从专案组材料中摘引的1956年3月11日，父亲一段动人心魄的自诉：
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文规定……如果这是一时的偏差，那么既经发现，就应该立即纠正，而不应放任不管。为了正义和真理，我据实说了这样的话，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字：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无论父亲怎样摆事实，讲道理，一切都无济于事，专案组必须执行早已设定的目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957年秋，父亲将被转押北京。临行前，上面允许母亲带我们去看他，只见他已是双颊深陷，满脸病容，想到此行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见，我们不禁潸然泪下。父亲却安慰我们：“不要难过，我的问题去北京也许能比这里解决得快些。”父亲就这样离开了青岛。他本应在1949年去北京赴任，却在8年之后被押赴北京秦城监狱，这真是历史的误会。
父亲原以为到了北京，问题会得到正确解决，但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在这里他继续受到的审讯与在青岛时别无两样，他仍旧没有申诉的权利。当时，监狱为改造政治犯，有不少马列著作、书籍、报刊可供阅读，父亲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一面了解外面的形势发展，一面开始潜心写作。他说：“真正的悲剧可以使痛苦变成力量。”监狱当局发现他在写作，便规定：不许涉及政治，不许用钢笔。这一切都难不倒他，他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中省出一部分，托人买了毛笔、墨汁、笔记本，以惊人的毅力开始写作。
针对1957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他写了《美学论要》（20万字），对当时社会上的主要观点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对美的追求，对真理的希求，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的关怀。在文艺批评方面提出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容许批评还得容许反批评，那种只许自己批评别人，不许别人批评自己的做法，实质上仍是反民主的作风。”他认为，“艺术批评也要首先分清敌我，不可搞庸俗的宗派主义的文艺批评，这只能有害于文学艺术事业。”
他在狱中的另一部著作——《规律论》（35万字），则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规律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差别和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光荣任务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而不是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把差别看成是矛盾的观点，是导致阶级矛盾扩大化的一个理论根源。”他在阐明自己的看法时，虽迫于处境没有引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实例，只是充分发挥哲学着眼于战略思考的作用，这些论点所具有的时代性和现实感是显而易见的。
他的思想已飞出了监狱的围墙，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失去自由的囚徒，忘记了自己个人的悲剧，忘记了自己的周身病痛，废寝忘食，奋笔疾书。他高度近视的眼睛，因劳累过度而几近失明。冬天，手脚生满冻疮；夏天，挥汗如雨，浑身被蚊虫叮咬，他全然不顾，像一个勇敢的斗士，把全部心血都凝聚在那犀利的笔尖上。为了坚持狱中写作，为了出狱后能重新为党工作，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四
当父亲被囚于狱中时，外面的形势已发生很大的变化：1962年“向明反党集团”的冤案已获平反，向明已被释放，其他成员到1963年已先后甄别，“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已定案，经查，父亲与此集团的“反党活动”毫无关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时逮捕父亲的两条罪状都已是子虚乌有，为什么他仍未获释？原因只有一条：“态度极端恶劣。”1965年3月19日，经报中央批准，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父亲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7年。此时，父亲已经被关押了10年，若不判10年以上又该如何收场呢？他们花了10年时间，用尽各种手段都未能使他屈服，于是便处心积虑地要把他整死在狱中。审判是秘密进行的，父亲当庭拒绝接受这一判决，按照法律程序，他要求公开审讯、请律师辩护、上诉等，一概被拒绝，因为这已是“最终判决”。
判决之后，1965年底，62岁的父亲被押往济南山东省监狱服刑，这正是他30多年前曾被关押过的地方。狱中政委定期对他“精神训话”，要求他写学习心得、思想汇报，除了一个姓孙的工作人员外，禁止他与任何人接触。他在“检查”中说：“我虽然已届暮年，但区区之志，仍想为社会主义建设添加一砖半瓦。”
在这里，母亲去监狱探视过父亲。一别十年，再次见面之时，他已是满头白发，身体虚弱，仍穿着十年前离家时穿的衣服，破旧不堪。母亲伤心落泪，父亲劝慰道：“不要为我担忧，我的刑期不长了，只要我活着，还可以继续为党工作。”
看管的小孙与父亲朝夕相处，逐渐熟悉。父亲常给他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己的革命生涯，鼓励他学会读书，学会思考。他们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小孙开始尊重他，关心他，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给他帮助。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对父亲来说，无疑是更大的灾难。监狱当局竟怀疑父亲对山东大学的运动有所影响，在他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造反派批斗他，要他低头认罪，每每因“态度不好”，受到处罚。父亲已是多病之躯，每天必须与其他刑事犯一起干重体力劳动，他咬紧牙关，坚持着。经受着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五
1968年8月24日，本应是父亲被释放的日子，但却仍被关押着。直到1970年3月5日，军管会才签发了释放令，给他办理了刑满释放手续，但仍不许走出监狱，将他安排到了监狱里的就业队。这个决定使父亲出狱的希望再次破灭，长达15年的狱中生活，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终于病倒在床，失去了自理能力。为卸包袱，1971年1月，监狱派人把他送往青岛家中，责令家人负责看护。
自1955年父亲被捕之后，全家老小及亲朋好友无一幸免，均受株连，我们背负着反革命家属的重压，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熬过了25个春秋，受到的歧视、迫害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母亲早就因“包庇华岗”的罪名，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行政连降四级。“文革”中，母亲一面被批斗，一面在仓库劳动改造，全家被赶到一间10平方米的斗室中居住。尽管如此，父亲回到家里，全家总算团圆了。16年的监狱生活使父亲改变了许多，他已不像当年那样精力充沛，行动敏捷，谈笑风生，而是面色浮肿，行动迟缓，沉默寡言，这使我们欲哭无泪。父亲虽然走出了监狱，但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公安局宣布：不能出门，不能会见他人，不能发表政治言论，不能……要定期汇报思想，继续接受改造，民警则奉命经常上门训斥：不准乱说乱动。还规定，家人必须严守秘密，不能向社会散布有关他的消息，全家时刻处于严密监视之下。父亲看病也须公安局批准，不能私自去医院，医生为他看病开药须在公安局监视下进行，处方须经批准，方可取药……他虚弱的病体需增加营养，而副食品也是定量供应，只能靠家人仅能买到的一点食物，维持基本的生活。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1972年初，父亲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进医院绝无可能，只得重回济南山东省监狱，要求治疗。回到济南，进医院的要求仍遭到拒绝，只能靠一点简单的药物维持生命。三月，他的病情继续加重，母亲赶到监狱探望，多次要求允许他住院治疗，仍旧无效，母亲只能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细心照料，忙个不停。一天，父亲对母亲说：“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我的时间已不多，不要再拖累你了，回去后，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母亲见他病情沉重，不忍离去，但监狱不许家属长住，只得与他挥泪告别，不料这竟是最后一别。4月，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才被送进医院，但未通知家属。5月17日，父亲在医院去世，第二天，噩耗传到青岛，全家人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因只允许一名家属去济南料理后事，母亲只身一人，强压悲愤，匆匆赶到医院。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自己政权下的铁窗中。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母亲打开破旧的柳条包，里面除了几件破旧衣服，其余都是一本本父亲用毛笔认真书写的手稿，这便是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写下的笔记和遗著，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
六
1980年3月28日，在父亲离开人世8年后，被颠倒的历史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他生前坚持的“实事求是、还我清白”终于实现。5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7月5日，山东省委召开“华岗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英雄山革命干部灵堂。罗竹风同志在悼词中写道：“……华岗同志虽死犹生……历史岂容捏造，是非自有公论。而今平反昭雪，还君本来面目……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著述等身，遗惠后世，华岗、华岗，永垂不朽！”
在父亲的冤案平反之后，他的遗著《美学论要》和《规律论》相继出版，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将此作为“对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的一种纪念”。
林默涵同志评论《美学论要》时说：“在华岗的许多著作中，《美学论要》有着特殊的意义。”像华岗这样一位“为了打碎旧中国这座黑暗牢笼而英勇战斗的人，解放后却被关进了自己的监狱，在人间所有的不幸和不平中，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不幸和不平吗？要说创伤，又有什么比这更深的创伤呢？然而华岗同志不是用眼泪来敷抹伤痕，而是以自己特殊坚强的品质和独特的方式来经受这种特殊的考验，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创作来战胜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林默涵称“这是用生命写成的书”。
熊复同志在读过《规律论》后，感慨道：“写一部有创见的哲学著作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尤其是作者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的时候，长年累月地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事这样艰辛的脑力劳动，没有极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顽强奋斗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华岗同志在这部发愤之作里，已经很好地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本色。我们从他这本哲学著作中清楚地看到，他丝毫没有一般人经受不平等待遇之后容易产生的那种在思想理论上的偏颇，而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态度。这一点对于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党性锻炼来说，是特别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
他的早期著作，如《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历史的翻案》已经再版。历史学家尚钺在再版前言中说：“华岗不是预言家，他不过是在阐述他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但他35年前所说的这些话，竟然应验在后来的事实，足见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功力之深。”父亲在狱中完成的遗作，除《美学论要》、《规律论》已经出版外，还有《自然科学发展史纲要》、《科学的分类》、《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共计100多万字。这些文稿思想精深，见解独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