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7期
中国道路：２０世纪的两次选择
作者：应克复
刚刚逝去的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值得省思。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当走什么路，在一个世纪中进行了两次历史性的选择。
第一次选择发生在20年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党，效法苏俄，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经28年的艰苦奋斗，于1949年夺得了全国政权。
在革命行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这次选择的历史正确性。
他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当时知识分子的眼光中，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很可以救中国。中国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后，更是“一边倒”，一心一意“走俄国人的路”，师效苏联搞社会主义。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主政下的社会主义，倒也不是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如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就是一大“中国特色”。从“三反五反”，“三大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不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所建立的体制，中国与苏联则是一脉相承的。如农田集中，共同耕种。如消灭私人资本，消灭市场，国家作为全社会资产的所有者，进行计划生产和分配。再如，权力高度集中，出现领袖的个人权力驾于党、国家和国家法律之上，“个人崇拜”狂潮泛滥不已。文化上则是“舆论一律”，任何异见都可能招致大祸临头。这种体制，虽也使社会获得了某些进步，但更多的是不断地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在不断地坚持中不断地遇到挑战。
到“文革”后期（1976年），国家的经济已濒临崩溃。原先的种种美好承诺一一走到反面。“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中国向何处去？历史的挑战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考虑作出新的选择。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思想在这次重要会议中起了主导性作用。全会之后，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清理历次运动中的错误和错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猛烈冲击了僵化的教条。中国人开始反省过去所走过的路。接着，“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刘少奇、彭德怀等大量冤案平反昭雪，人们纷纷议论毛晚年的错误。
1978年的三中全会，是党经历多次深重灾难后的一次醒悟，也是中国发展的一次大转折。
24年后的今天，再去思考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应该意识到，这是20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告别“俄国人的路”——的开端。
1991年，发生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重大事件。这是这一体制的内在逻辑发展之必然。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曾任苏共中央书记）指出，苏共垮台是因为它长期坚持“三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特权制度。
这一不幸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严厉的警示。
1992年，年迈的邓小平毅然南下，发表重要谈话，力排改革就是“改向”的质难。不久，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告别“俄国人的路”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历史的进程使我们愈来愈清楚，20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就是告别“苏俄模式”，走世界文明的共同道路。时下的话语就是“与世界接轨”，或“转轨”、“转型”。所谓“改革”，就是改掉“苏俄模式”中背离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那一套制度、体制、规则；所谓“开放”，就是接纳与建立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那一套制度、体制、规则。
如果要将邓小平的理论作一个概括，那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他不可能引导我们走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特别是他多次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他光辉复出的极有限生涯中，不可能实现其全部目标；重要的是他开辟了这条道路。他是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第二次选择的领头人。这就是邓小平千秋功垂的历史地位。
当今中国的进步（或者说“复兴”），就是一步步地告别苏俄模式，一步步皈依世界文明，即一步步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对中国来说，这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困难还是不小。
今天，主导全球化潮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文明。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但麻烦也在这里。因为我们曾否定过这种文明，并长期作为讨伐的对象；因为我们曾闭关锁国，长期与这种文明相隔阂；因为我们曾夜郎自大，自认为有悠久的文化和先进的社会制度；还因为，即使向西方学习，在如何学习问题上，也各执一端，争论不休达一个多世纪。“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就是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80—90年代以来，又冒出姓“资”姓“社”叫喊声，阻挡中国向西方文明靠近。现在，姓“资”姓“社”的论调已被人们看破，失去了传播的市场；但“西化”一说，是贯穿20世纪的骂声，仍是国人的一块心病。
诚如袁伟时先生所说：“铁的事实是，给古老中国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流文化。”陈乐民先生对此也说了一句富有启迪的话：“中国的近代史是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的撞击并接受其影响而启其端的。”鸦片战争是列强的侵华恶行，却更是中国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开端。这早成定论。战争的诱因，若从中方反省，实因清廷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参与世贸。此次战争之后，紧锁的天朝国门打开了，西方文明扑面而来，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等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是中国脱离中世纪孽根的西化现象，其进步意义谁也不能否定。有鉴于此，康有为感慨地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而袁世凯称帝，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政治，是抗拒西方文明的铁定的倒行逆施。建国之后，闭关锁国，“全面专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导致贫困、落后，也是拒斥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惩罚。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先贤们早有洞见。如冯友兰说，所谓“中西之交”，乃“古今之异”。瞿秋白也明白地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姓“资”姓“社”的诘难也好，“不符合国情”的龃龉也罢，面对这些卓识，不知还有什么招数。
现在已是今非昔比。推行市场经济仅仅10年，中国的城乡面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但决不可言“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虚妄之说。对中国的家底我们时时要有清醒的认识。“转轨”、“转型”也好，“改革开放”也好，“现代化”、“全球化”也好（其实，这些不同的提法，其内涵大致是一样的），如果作全方位的理解，任重而道远。
肇始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新路，其重心限于经济领域。虽然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向上推进，那么现代化只化了“一半”。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只是在经济上与世界接轨、一只脚跨进了全球化的门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在于跨进现代民主国家的行列；因为经济的持久繁荣，国家的稳定康宁，人民的自由幸福，文化的推陈出新，都有赖于它。这方面，美英两国已作出了有说服力的示范。
当然，在政治领域，我们也有了不少的进步。如领导职务终身制业已废除，以法治国深入人心，选举制度在逐步推行，法律体系在快速完善，权力制约在不断加强；民主、法治、人权愈来愈成为普遍的诉求，在提高物质生活的同时，人们迫切期待着提高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准。但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未有突破，还基本上在苏俄体制的惯性下运作。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