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8期
李立三的坎坷人生
作者：华 强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彭真主持会议，王震致悼词。
令人辛酸的是，在应该放置骨灰的台子上只放了一副眼镜，那是李立三生前戴过的眼镜。李立三的骨灰没有了，李立三生前的衣物也没有了，他的夫人李莎只找到这么一副眼镜。
参加追悼会的同志对着这副眼镜默默地寄托自己的哀思。
李立三沉冤13载，今天，他终于听到党的声音：“李立三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李立三的遗愿终于实现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天下第一英雄”
1899年11月18日，湖南醴陵县阳三石一个没落地主的家庭里，有一个男儿大哭大喊着来到了苦难的人世。以教书为业的父亲给他取名李隆郅，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立三。
李立三从小勤奋读书，敢做敢当。16岁那年，他响应“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和毛泽东在定王台会面并谈话，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19年10月，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赵世炎等人组成了“劳动学会”，领导组织留法学生的勤工俭学工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等在海外闻讯后，设法与陈独秀建立了通讯联系。这一年12月，法国当局押送104名“不听话”的中国学生回国，李立三、蔡和森等也在其列。李立三就这样结束了留学生涯，到了上海。
李立三到上海以后，党中央立即批准他入党，分派他回湖南组织工人运动。回到湖南，李立三没有来得及看望自己的双亲，就风风火火地跟着毛泽东去安源考察了。毛泽东让李立三以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留在安源工作，这一年，李立三才21岁。
李立三在安源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权利。他常常对工人说，“工”字加“人”字，合起来就是“天”字，工人是顶天立地的。李立三在安源工人中威望很高，工人们称他为“天下第一英雄”。
1922年9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李立三和刘少奇一起组织了安源路矿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年底实现了安源煤矿、下陆铁矿、汉阳钢铁厂、大冶炼铁厂、长江轮驳公司五大企业的大联合。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向李立三调查安源路矿大罢工，调查刘少奇和雷焕觉的关系，李立三说：“《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焕觉，是把我和刘少奇写成一个人。”
1924年4月，李立三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后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5年5月31日，李立三签署了全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命令。
“立三路线”
在党的五大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李立三参加了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党的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召开，李立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任中央农委书记。
1929年，李立三批评了党内的右倾思想，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次年，瞿秋白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李立三担负了中共中央的负责工作。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共中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这份决议里，李立三把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更加系统化，这就形成了党史教科书上所说的“立三路线”。
李立三命令红四军攻打南昌，并加紧部署南京暴动、武汉暴动和上海总罢工等冒险主义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在“立三路线”指引下，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惨重，很多党员被捕被杀，许多党组织遭到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在第一线的党员、干部，纷纷请求中央停止冒险行动。周恩来、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先后回国做李立三的工作，李立三开始意识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9月24日，在周恩来、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党当前正确的路线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李立三的“左”的错误。
李立三参加了11月22日和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勇于解剖自己，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表示完全接受“路线错误”的定论，随即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遵共产国际之命前往莫斯科。李立三为了减轻正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妻子李崇善的负担，将未出世的孩子送给了一个工人，抛下了两个女儿和妻子，于12月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受审15年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以后，共产国际召开了一系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行会议，专门听取李立三的汇报和检查。李立三接受了苛刻的指责和严厉的批判，终于以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许。然而，共产国际仍然认为李立三“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责令留在莫斯科，改名李明，前往共产国际列宁学校学习。
1931年，王明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贯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王明采用批判“立三路线”、打击李立三的手段作为推行自己错误路线的途径。每次会议，王明几乎都要将李立三叫起来进行检查批判，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时间长达7年之久。那几年，李立三在莫斯科过着小媳妇一样的生活。身处逆境的李立三毫不气馁，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语，积极完成组织上分配给他的一切工作。李立三曾被派到阿拉木图，在那里建立交通站。后来又被派到国际工人出版社负责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王明又指派他主编《救国时报》。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当时正在长征途中，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并派代表出席会议。共产国际让在苏联学习的部分干部充当中共代表，李立三也作为一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王明妄图利用这次特殊的机会，选自己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坚决抵制，并向其他同志和领导汇报，指出选举属于非法。由于李立三的有力抵制，王明的阴谋破产了。
王明对此怀恨在心，不久即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曾丢失了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泄漏了国家机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很多苏联红军和苏共党员受到了迫害。苏联内务部接到王明的报告后，立即派专人对李立三实行监视。
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突然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指控他是“日本特务”和“中国驻苏联特务组织负责人”。李立三被投入了监狱，在狱中，他受到了残酷的肉刑。李立三不屈不挠，严词驳斥内务部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
李立三在监狱里关了600多天，前后换了好几个监狱，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一次，在一个2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竟然关了60多个人，空气令人窒息，大家不得不排队轮流到门口吸几口气。李立三在苏联妻子李莎爱情的支持下，在她精神和物质的帮助下，才艰难地活了下来。
李莎是苏联共青团员，在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时，认识了李立三。1936年2月，他们结婚了，陈云等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李立三被捕后，李莎不肯离婚，被她就读的莫斯科师范学院开除了团籍并被赶出他们住的房子。李莎花了6个月时间，走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终于找到了李立三。但是，政治犯是不能探监的。李莎每月从助学金里省下50个卢布，接济李立三，使他得以生存下来。对来自异国的一片真情，李立三一直铭刻在心。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为了维护祖国尊严，李立三据理力争，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指控，并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把李立三送回了内务部。内务部又就南昌起义、广州暴动、中共六大等问题，说李立三一贯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逐条反驳，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辩，内务部终于宣布李立三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李立三向内务部要了他们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100多页的批驳书，驳斥内务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终于和李莎团聚了。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作出结论：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统统搞清楚了，看来对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1945年8月，苏联对外联络部通知李立三，无条件批准他回国，还祝贺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终于回到了阔别15年的祖国。
补上15年的课
李立三一回国，立即抓紧学习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和各种文件，向陈云等老同志了解当前情况，尽快补上这15年的课。
1946年秋天，李立三担任了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和东北敌工部部长。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立三被选为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政务院委员、中央政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工委委员和书记等。
李立三任劳任怨，起早摸黑地工作着，因为他觉得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在建国初期，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他深入实际，开展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法、运输汽车10万公里无大修、施玉海煤矿安全生产运动等等，都是李立三亲自抓的典型。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处理办法》和《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暂行规定》等有关文件。李立三要求各级工会都要办工人之家，替工人说话，抓好工人的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工作。1950年，李立三组织了100多人的调查团到中南地区的工矿企业实地考察工人的安全卫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情况。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会企业管理》的社论，受到党中央的重视，被誉为是“企业管理、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
李立三为总工会工作呕心沥血，换来的却是一顶顶政治帽子。
1951年12月，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陈伯达给李立三定了调子，说他是代表落后工人的“工会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犯了“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在党内和全国工会系统中进行批判和纠正。此后，李立三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
1954年9月，李立三被免去了劳动部长的职务，罢官还乡休假。1955年，李立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协助李雪峰工作。“三办”后来改为华北局，他担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庐山会议后，有人说李立三“里通外国”，又说李立三“反对三面红旗”，要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刘少奇的干涉下，李立三免遭此难。然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李立三实际是空有其职，不能正常工作。虽然如此，他不断研究问题，向上级提出合理化建议，希望尽力为党作点贡献。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李立三坐在会场上聆听。报告中，毛泽东举了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并提，李立三听了很难过。3月3日，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党能看到他与王明等人有根本的区别，特别是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更有根本的不同。李立三说：“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毛泽东接受了李立三的意见，在后来公开发表这篇报告的时候，删除了李立三的名字。
说真话的代价
1966年初夏，那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卷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文革距“立三路线”的年代已经有36年，李立三在文革之初被作为“死老虎”拖出来批斗。
1966年底，李立三被通知参加对陶铸的批斗大会。他听着一派胡言的批判内容，看到神情恍惚、任人摆布的陶铸，仿佛回到了1938年大肃反年代的苏联。
1967年的“一月风暴”把风向转到了揪斗中国的赫鲁晓夫、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示意下，“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小将”们忽然发现了“死老虎”李立三具有“活档案”的价值。1月21日，中央文革派遣两个专案人员找到李立三。他们假装斯文，耐心启发李立三：“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以前的罪行也要清算。”“你要戴罪立功”。专案人员要李立三为他们打倒刘少奇提供有力的炮弹。李立三详细叙说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刘少奇。他说：“1922年9月，毛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的工人只提一些要求，给矿上施加压力，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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