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
作者：徐 孔
1957年5月上旬，我轮换回到北京军区宣传部，分配到宣传科。按当时的通例，回国以后有一段假期，假期长短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定。
当时我心境很好。仗打完了，国内一派升平景象，经济建设蒸蒸日上，文艺创作也很繁荣。文学系的一些同学像徐光耀、鲁煤、陈淼、黎白、以至二班同学鲁芝都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我也应该尽力争取条件，把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写完。
我向杨成武司令员提出请创作假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在黎白的安排下，把我借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并和创作室的几个作家一起，住到北戴河进行创作。
时间不久，反右斗争全面展开。报纸上一篇篇社论和批判文章义正辞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言行触目惊心。创作室的几个作家奉召回京参加运动，我因不是创作室在编人员，仍留在北戴河，但我有些写不下去了。那时候我的政治热情很高，虽然在刚过去的肃反运动中挨过整，而且整得不轻，但政治热情仍然不减。我希望利用现在的好的条件把小说写完，但总不该只埋头写作，对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反右运动的大事置身事外啊。我给黎白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参加运动。黎白回信要我安下心写小说，不接到通知不要回来。黎白当然比我更了解情况。我继续住在北戴河写小说，心里总是不踏实。
过了20多天，接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通知，要我返京。我和黎白一起去找创作室主任虞棘，虞棘告诉我，军区通知，要我回军区参加运动。我马上到军区宣传部报到，宣传部办公室告诉我，到文化部参加运动。
我很奇怪，我编制在宣传部，为什么到文化部参加运动？答复是：这是部长们商定的。我想可能因为我在文艺界熟人较多，自己又正在写作吧。
我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到文化部文艺科办公室参加小组会。小组会正在揭发批判一个姓鲁的大尉助理员，看样子是重点对象，人们的发言挺激烈。我对这位助理员的情况一无所知，开头的两天只能坐在一边听。几天以后，一言不发总不好，对他自己交待的言论批判几句，基本上是旁听。
会议休息期间，文艺科的人常常谈论一些北京文艺界和作家协会反右斗争的情况。我最关心北京的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情况，就给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李兴华打个电话，问陈企霞和他的情况。李兴华说：前两年定的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已经复查纠正。可是反右运动一来，丁、陈又成了批判的重点。作协叫他揭发陈企霞，陈企霞是老师，给学生们讲的都是正面的道理，他没有听到陈企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他们的领导韦君宜对他比较了解，没有对他“穷追不舍”。他没想到的是，陈企霞自己交待了和周延姘居的问题。
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惊讶。在我的印象里，陈企霞一向作风严肃、正派，对学生要求严格，甚至有些严厉，他怎么会和自己的学生做出这种事？周延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1945年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我们是同班，戴着一付高度近视眼镜，作风稳重，她年岁较大，对我们这些年轻些的同学像大姐姐一样和善而关切。周延并不是轻浮的女人呀。我这个人对男女关系问题有很重的传统观念，觉得师生之间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有伤风化。可是陈企霞是左联时期的老党员，生活腐化，政治上还是久经考验的。所以就对李兴华说：“陈企霞和周延的事实在不像话。不过，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李兴华同意我的看法，说：“文艺界的名人有风流韵事的不只陈企霞一个”。
我担心文艺界同学和老师的情况，一点也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因为，鸣放期间我埋头于写东西，一句话也没有鸣放。从朝鲜回国到军区宣传部报到，一天班没上，请准创作假就到了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到创作室以后，各写各的东西，我又大部分时间住在北戴河，和大家很少接触。可以说，从鸣放到反右，我是圈子以外的人，别人想反我，也没有什么可反的。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反右利剑已经悬在我的头上了。
10月上旬，我参加军区文化部反右会议大约两周后的一天，主持会议的文化科王科长对我说：“你准备一下，明天你在会上谈谈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在反右运动中都应该有所提高。另外，你在文艺界的老师、同学、熟人较多，谈谈和他们的关系。”
第二天参加会议的时候，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这里是文化部的会议，可是今天文化部参加会议的只有两个人，除了原来主持会议的王科长，还有一个上尉助理员。其余的全部是肃反运动中批斗我的二十兵团宣传部的原班人马，只有回国后分配到外地的郭游等人不在，其余的全来了，而且仍是韩部长坐阵指挥。形式是文化科的王科长主持会议，实际和肃反时一样仍然是张山根据韩部长的授意在操作。
我心里明白，这是肃反运动的继续，可是现在形势和肃反运动中大不相同。肃反需要有组织、有行动，需要真凭实据，而反右根据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不说，单凭思想也可以定性。思想是抽象的东西，说的话可塑性也很大，多增两个字减两个字，甚至加个顿号就可以改变原来的意思。掌握权力者是决定因素。肃反运动中整了我好几个月，没整出问题，韩部长被迫向我道歉，憋了一肚子火，这次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
我感到压力很大，但并不害怕。我自己最了解自己的思想。我对党是忠诚的，从未做过，也从未想过做对党不利的事情。
对我的批判持续的时间很长。我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总认为不深刻，没有检查出思想本质，没有交待出重要问题。
当时追问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和陈企霞的关系；二是攻击肃反；三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和陈企霞的关系似乎是重中之重，追问的最多。认为我是陈企霞的得意门生，文学系一班那么多学生，为什么陈企霞只把你们7个人留在文学戏剧创作组？难道不能说明你和陈企霞的师生关系不同一般吗？你到朝鲜以后，陈企霞还按月给你寄《文艺报》，为什么他在北京还想着你这个远在千里之外朝鲜战场的学生，难道不能说明陈企霞对你的特殊关爱吗？在全国文艺界愤怒批判陈企霞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时候，你竟说陈企霞“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公然替他辩护。难道不能说明你们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相同吗？等等，等等。追问的问题很多，不能说追问者都是捕风捉影，但多是逻辑推理，并没有揭发出具体的“罪行”。
批判我的人，对我和陈企霞的关系并不了解。文学系毕业以后把我留在创作组；抗美援朝期间《文艺报》聘我为通讯员，给我寄刊物，都是事实，但这两件事不一定是陈企霞决定的。我和陈企霞的关系，简单地说，我尊敬这位老师，但感情上并不亲近。当然，首先是尊敬，觉得他知识渊博，政策水平很高，佩服他。1945年我入文学系不久，在一次时事讨论会上，我在发言中提到苏联红军在鞍山和沈阳抢老百姓的东西，奸污妇女的事情。在场的大多是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苏联红军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向是革命的化身，崇拜的偶像，听了我的发言，都认为我是造谣，诬蔑红军就是诬蔑革命，向我展开猛烈的攻击。我则坚持说，这是我亲眼所见。我没有说红军都不好，大多数对老百姓很友善，但有的确实很粗野，纪律很差，老百姓，特别是青年妇女听说红军来了就逃就躲，影响很不好。大家仍然不信，说少数的也不可能，红军是革命的军队，不可能侵犯群众的利益。我这个人很倔，不知道的事情不说，亲眼所见的事情绝不改口。双方争得很激烈。
后来陈企霞到会上做了总结，他说：“什么事情都有个别现象。个别不能代替整体。个别红军违犯军纪是可能的，不能因此就影响对整个红军的看法，徐孔在发言中也说了，大多数红军对老百姓是友善的，这是红军的主流。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利益的保卫者，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这是我入文学系以后第一次听陈企霞讲话，觉得他讲得很全面很深刻，不是用空洞的道理训斥人，而是用事实的分析说服人。对他很佩服。
在以后的教学和文学系的领导工作中，陈企霞都显示出卓越才能，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对他始终很敬重，为什么在感情上和他并不亲近呢？这可能和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对合得来的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对合不来的人很少接触，尤其对上边的人，从不高攀，对老师也不例外。我总觉得陈企霞的面孔很冷，对人态度傲慢，和他说话受拘束。不像文学系另一位老师萧殷那样和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所以，学习上有疑难问题，我就找萧殷或严辰，谈思想问题找熊韬，很少去找陈企霞。
尊重不等于感情上亲近。我调到部队工作以后，没有给陈企霞写过一封信。1950年我调到北京军区以后，曾到《文艺报》编辑部去过一次，当时陈企霞和萧殷都在《文艺报》当主编，我不是去看陈企霞，是找萧殷。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萧殷在他主编的《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给发表了，给我写信说，这个短篇写得不错，尤其是语言，活泼、有特色，有可读性，但主题的发掘不够深刻，叫我有时间到他那里当面谈谈短篇的写作问题。我很高兴，接到信以后，马上就到位于东总布胡同的《文艺报》编辑部去找萧殷，萧殷很热情，从分析我那个短篇开始，谈起短篇小说的立意、结构、人物塑造，特别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问题，谈了很多。陈企霞和萧殷在一起办公，我见到了陈企霞，但只握手问候一声，没有说什么话。
1955年我从朝鲜回国休假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经中央复查，对陈企霞已解除监管，他住在《文艺学习》的办公楼里。李兴华对我说，企霞近来心情不好，你最好去看看他。我敬重陈企霞，当然也关心他。但我们多年不通音讯，见面时很不好讲话。就请李兴华陪我一起去。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较好，有他在场，可以使两个人见面时不致尴尬。见到陈企霞的时候，他果然情绪低沉，脸上阴云密布，很少讲话，不停地大口吸烟。我向他问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一丝灿烂的笑容，但很快又晴转阴。他只简单地问了几句我在朝鲜工作的情况，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大部分时间是吸烟。我对他的问题，文艺界上层的斗争，不便发问，只希望他保重身体，至多不过五分钟，我和李兴华就告辞了。
在批判我的过程中，我知道曾几次派人到作协和有关单位调查我和陈企霞的关系，大概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才盯住几个问题死追硬逼。当时批斗的人们引用最多的是我说的“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那句话，用尽讽刺、挖苦甚至侮辱的词汇，企图从这里寻求突破，其实那只是我根据自己的了解说出对陈企霞的看法，并没什么“丰富”的内涵，批来斗去，除了我自己讲的，并没有找到新的“罪行”。
批斗的第二个重点是攻击肃反的问题，参加会议多数是肃反运动中参加批斗我的人，火力特别猛烈，但揭批的内容就是我在肃反当中对某些人某些作法提出的意见，加以“充实”、分析，扣上可怕的大帽子，揭不出新的罪行，军区文化部参加会议的两个人始终没有发言。会议温度虽高，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倒是关于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批斗和争论耗用了不少的时间。
1949年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好几次对我的鉴定里都有一条：不安心本职工作，要求从事文艺创作，有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思想。对于这一条我思想上始终搞不通。我是学文学的，毕业以后，希望从事我学习的专业--文学工作，可是1948年前方需要随军记者，我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而且努力工作，兵团领导是满意的，杨成武曾对政治部的负责人说：“徐孔这个记者成绩不错，小有名气嘛。”1949年兵团部进驻天津以后，我曾向宣传部长沈图提出，希望把我调到文艺科。沈部长说：“新闻报道更需要人。”我又无条件地服从了。朝鲜战争期间，我作为东线记者组的记者，冒烟突火在枪林弹雨中深入第一线采访，因为成绩好，获得军功章。朝鲜停战以后，我又向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提出，希望到文化科工作。丁主任说，《工作通讯》的主编秦江调走了，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决定你到《工作通讯》去主编这个刊物。我又服从了。我觉得一个人总会有自己的志愿，这并不是什么错误，关键是当个人志愿和革命需要相矛盾时采取什么态度，在我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工作的需要，我错在哪里呢？说我愿意搞文学就是想成名成家，也不是事实，当记者不是同样可以出名吗，而且可能出名更快，我不愿当记者愿意从事文学写作，和我学习的专业有关。也和我的性格的缺陷有关。当记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活动，而我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很多人我不愿接触，我当了多年记者，接触的面并不宽广。搞文学写作也需要广博的知识，但更需要深入某一个生活领域，熟悉这个领域的人和事，才能更深刻更本质地展现这个领域的生活，写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这可能更适合于我。我愿从事文学写作，主要出于个人兴趣，并未想到成名成家，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不过是文学战线的一名小兵，离成名成家还远得很。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我和文学系同学陈淼都在大会秘书科工作，陈淼当时是丁玲的秘书，他提议我把近几年写的战地通讯和短篇小说、散文搜集起来，选择一下，由他拿给出版社出个选集。我说：“我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够不上出选集的水平，不必浪费纸张。”我并未想到出书扬名。而且，想成名成家的也并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名”和“家”本身并不具有阶级属性，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关键是看你写作的出发点--为什么写、怎样写。如果你写的是人民大众，写得很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而出了名，成了家，那是人民的作家，有什么不好呢？资产阶级有名人、名家，革命队伍里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军、政、文化、教育各界有很多声望卓著的名人。所以不能说想成名成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