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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圣”张弼士的乡梓情
作者：张振成
张弼士是清末民初一位被誉为传奇式人物的爱国华侨实业家，又是“实业兴邦”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尤其以创办驰名中外的张裕酿酒公司而奠定他在中国酿酒工业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清末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早期发展中有较大影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艰辛的海外创业而后欲振翅高飞
张弼士，名肇燮，别字振勋，1841年12月21日（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黄堂车轮坪村，父亲张兰轩是清道光初年的秀才，在乡村当塾师，兼业医生，因家境贫困，张弼士只随父读过三年书，当他听说家乡有人在南洋发迹后，遂决计从商闯荡南洋，“创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国人民增辉”。
1858年，张弼士前往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做苦工，三年期满后到一家福建华侨的纸行当店员，因工作勤恳，聪敏能干而提升为买卖手，后又当上管帐先生，因工作出色，纸行的老板将女儿许嫁给他，后岳父病逝继承其遗产，改行经营经销酒类商行，又承办当地酒税和承包了新加坡典当捐务，不久又承办了荷属东印度一部分岛屿的鸦片烟税，还垄断了新加坡两个地区的鸦片专卖权，从此财富日增。以此为基础抓住时机开始大量的投资兴业活动。
当时南洋土地肥沃，适宜垦殖，而荷属当局极欲开发。张弼士看准机会，利用其自身优势雇佣华人开办垦殖公司，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亚齐垦殖公司、裕兴垦殖公司、笠旺垦殖公司、万裕兴垦殖公司，1866年至1898年30年间，张弼士垦殖业不断发展，仅日里笠旺垦殖公司就先后建立橡胶园八所，直径百余里，拥有雇工数万人，可见规模之大，张弼士从中也赚取了丰厚的利润。随后张弼士又开办了矿务公司、远洋轮船公司、日里银行，组织过药材批发。此外张弼士还在南洋购置了大量房地产，张字号企业一时遍布南洋，张弼士在全盛时期，其国内外全部资产达到七八千万之巨，成为当时海外侨商中首屈一指的巨富。
张弼士发达后并没有忘怀祖国，当他成为当地华侨极有影响的人物后，英荷殖民当局拟对其封官赏爵以便为殖民当局服务，被他拒绝。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没有忘记当初的诺言而后拉开了大举向国内投资的序幕。
为国生辉的爱国情怀
19世纪末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严重，清政府不得不改变过去的轻商抑商政策，尤其是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也极为政府借重，清政府训令各省大臣广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并赐高官勋爵。张弼士毅然听从朝廷召唤回国投资。
回国后张弼士受到清廷的厚待，李鸿章、盛宣怀等重要大员鼎力支持其实业活动，慈禧、光绪先后三次召见张弼士，最后赏赐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职，同时张弼士向清廷提出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全盘计划。第一“中国商智未开，商力较微，而各国莫不藉商战以争利于中原、商务一端，在我已有不能自支之势。居今日而思补救，因非招致外埠华商维持商务不可，振兴商务，尤非向闽、广等省入手不可”。第二在具体办法上，“如由商埠择其声望素罕之员，奏请特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之路矿事，宜予以保护华商之任”。第三在发展步骤上，“先由督办凑集华款，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垦种工艺，创办一、二事以为程式，二、三年后著有成效，昭示大信，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由南而北，逐渐扩充”，如此“中国增亿兆之资，利权既挽，主权自尊，战胜之机，固不尽在折冲间矣”。表现了张弼士拳拳爱国之热忱，殷殷自强之希望，这一计划由此得以批准、推广。张弼士也因此被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1905年他身体力行率领一个考察团到南洋，劝说华侨回国投资。在新加坡出席数十人宴会，张弼士接触侨领和巨商，呼吁他们“勿分畛域”，“视同一体”，振兴实业，为国出力。由于张的特殊身份，每到一处，往往是“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可见张弼士当时的影响力。正是受这样有代表人物榜样作用的影响，大量华人回国投资，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经济发展。据统计，“1872—1894年一共办了100多个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而“1912———1919年华侨投资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房地产业多达1042家。”
张弼士病逝后，郑观应对其生平作了中肯评价，指出张公“所最难者，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惮焦劳，无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这也正是张弼士实业经营活动重要思想基础。
在张弼士的民族爱国思想中，由于长期在国外接受不同思想文化熏陶，振兴实业、富强国家，其内容显然不是完全尽忠清朝封建统治，也不是复兴汉族王朝，而是希望整个民族的强盛和繁荣。在这一点上与同时代保守的商贾相比显得尤为开明进步。
1904年湘、鄂、粤三省绅商士人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合同，主张收回集股自办。在这次收回路权的斗争中，张弼士坚决站在商方一边。据当时报纸记载：(粤汉铁路)“争回自办，粤人有张弼士侍郎肩任其事，鄂省复有南皮尚书鼎力主持，与湘绅同德同心，方谓可破中国向来敷衍迁就之积习，夺外蔑视之奸胆，申正义以绝阴谋，壮国威而保权利，在此一举。“清廷慑于群愤，收回粤汉铁路，允许商股自力，张弼士等人功不可没。”
但到了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极大触犯了商人利益，张弼士不断上奏朝廷，力言铁路国有不当，但未被采纳，因此他看透了清廷的腐败无能，转而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张弼士的儿子张秩捃参加了同盟会，张弼士此刻也很愿意结交一些革命党人，慷慨解囊，通过胡汉民捐助了孙中山白银30万两。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弼士又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商会名义发动群众捐赠巨款。辛亥革命后张公又资助福建民军7万元。正是出于对张公资助革命的感谢，加之对其“实业兴邦”的褒奖，当1912年孙中山莅临烟台时遂题赠张裕公司“品重醴泉”。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企业题词较为罕见，其寓义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