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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
作者：丁龙嘉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73岁的田纪云，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74岁的田纪云从第一副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来。
自此，这位在中国改革开放25年历史中，担任长达10年副总理、10年副委员长、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年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物，走下了政坛。然而，他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作为，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入中枢，呕心沥血推进改革
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3月，田纪云出任四川省财政局局长。早在"文革"前，他就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
"文革"中的重灾区四川，在粉碎"四人帮"后，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同时，率先进行城市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时，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再指示田纪云和财政局，解决财政困难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广开财源，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强调财政管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依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田纪云深知，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从事财政工作的田纪云，对传统计划经济下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十分赞成并积极支持省委改革的思路，和财政局的同志们一起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国民收入献策尽力。他提出，"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中，田纪云领导省财政局出台了使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上交利润相挂钩的一些具体政策，使企业有了利润提留权、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权、多提留固定资产折旧费权、销售部分产品权和计划外生产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等自主权。由于这些政策初步解决了长期以来"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问题，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积极性，企业经营状况迅速好转，省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对亏损企业，田纪云和省财政局提出，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实行定额包干或计划包干、节约分成的办法。这个办法调动了企业扭亏增盈的积极性，效果十分显著。
1979年7月，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喜讯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国务院副总理兼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全国工交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田纪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工作如何支持工农业生产和改革。在这次会议上，田纪云的名字从四川开始走向全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十年"文革"的大破坏，加之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指导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所以中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建设面临着财政困难、资金不足的严重问题。1979年国家的财政赤字达到170亿元，1980年为127亿元。早在1979年4月，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
就在调整经济、启动改革开放的1981年2月20日，田纪云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分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1983年6月，田纪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同时兼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总理处理经济方面的工作，并具体组织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
田纪云刚到国务院，当时的总理就怎样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给他出了个题目：如何生财、聚财、用财？他经过深思熟虑，很快就上交了一份生财、聚财、用财的意见。此后，田纪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于1982年初发表了《解决当前财政困难的几点看法》。他认为，要解决财政问题，增加资金积累，最根本的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而当时的有效办法是挖掘企业的潜力。他举例分析说，全国财政收入占工业产值的20%，这个比例大大低于1957年的44%、1965年的33%的水平，如果将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财政收入的比例提高三个百分点，那么国家一年就可以增加150亿元的收入。他指出，要挖掘出这巨大的潜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合理调节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国家、企业同个人的经济利益，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田纪云认为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是不够的，应该大胆利用外资，有计划地开发内资。他专门指出有的人关于银行储蓄存款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他提议发行适当数量的国债券。这些意见陆续被中央和国务院采纳。
由四川到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所以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很快就在全国推开了。在扩权中，"利润留成"是国家和企业一对一的讨价还价，这样不够规范，加之企业之间苦乐不均，难以形成平等竞争。还有一个问题，按企业隶属关系分配上缴利润，造成条块分割，使中央和地方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必须寻求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办法，既使企业间能够平等地竞争，又使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于是，就出现了"利改税"，即把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按一定税率上缴税金。自1979年以来，国家就在有关省、市的部分企业和少数几个行业中进行"利改税"的试点，到1981年，全国参加"利改税"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456个。试点初步显示了优越性，1981年与1980年相比，这456个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8%，上缴国家税费增长13.6%。
田纪云到国务院工作后，积极推进"利改税"。在进国务院不久的1981年7月13日，他就与人合作在《人民日报》著文呼吁改革税收。其中提出"利用划分税收的办法，替代以划分企业利润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1982年6月，田纪云向国务院领导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建议。他认为1980年以来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需要完善。如何完善？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对现有办法加以完善，第二步向"利改税"过渡。对于"利改税"，他说"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它既有利于国家利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真正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贯彻把经济搞活的方针。但由于目前实际存在的价格体系不合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盈利水平过分悬殊等客观因素，全面实行'利改税'确有困难，可考虑采取过渡性办法，为逐步向'利改税'过渡创造条件"。
自1983年1月，按国务院决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第一步"利改税"是"以税代利，税利并存"，即企业上缴55%的所得税，剩下的45%则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企业留多少、上缴国家多少利润。这时有些人心存疑虑。田纪云等著文阐述了"利改税"的优越性：第一，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国营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把企业的责、权、利密切结合起来；第二，有利于减少地方、部门由于自身经济利益强加给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逐步解决各级对企业因利益划分而形成的所有制观念；第三，有利于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级财政体制。他同时针对有的人担心国营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交税会改变全民所有制性质的疑问，回答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仅仅是国家积累资金的形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1983年实行一年的第一步"利改税"，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实行"利改税"的工业企业总户数占盈利企业总户数的88.6%，完成产值比上年增长9%，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0.9%。这些企业将增长利润的61.8%上缴国家，38.2%留下。实践表明，第一步"利改税"，既确保了国家的大头，又保证了企业的合理收入，而且初步控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这时，田纪云针对第一步"利改税"存在的缺陷，不失时机地推动实施第二步"利改税"。他从"利改税"这一政策出发，站在改革的战略思考的高度指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尚处在探索阶段，总体改革模式和走什么路子，尚未完全形成。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要充分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要注意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促进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从1984年10月1日起，按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步"利改税"没有进行到底。
田纪云到国务院后，很多时间是在第一线搞调研。仅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的29天中，他率领12个人的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就跑遍了山东、河南、四川三省的5个地区、15个县，召开各类座谈会33个，走访农户76家以及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各地帮助他们对100个生产队长和100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调查、征求意见。返京后，他们向中央和国务院写出了《关于农村形势问题》、《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和《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等三篇调查报告。至今阅读这些调查报告，还会感到生动的语言、严密的分析、深邃的思想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后来田纪云谈到自己在国务院工作十余年的感受时，伸出两个指头说："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田纪云在国务院工作期间，走遍了全国的省、市、自治区，至于考察了多少地、县，就难以统计清楚了。
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央政治局由22人组成。全会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中央书记处由11人组成。56岁的田纪云进入了中国核心领导层。
田纪云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后，担负的责任更重了。除原来分管的经贸工作外，政治局确定由他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不久后的12月25日，胡耀邦在召开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胡启立主持书记处会议，田纪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86年1月6日和9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6日这天，在胡耀邦作了《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讲话后，田纪云作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代表他个人观点的讲话。他首先论证了中国"经济形势的主流很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的论断。他引用了老工人的话说："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国家能这么快地安定下来；没有想到'文革'留下的经济的烂摊子，能这么快地被收拾好；没有想到十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生活能提高得这么快。"这三个"没有想到"，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巨大社会变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接着解释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解决的情况及发展前景，又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物价和价格改革、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等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最后讲了对进一步搞好改革的几个问题的认识，鲜明地指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正确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在长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忽视价值规律，忽视市场的作用，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严重扭曲。中国经济体制一开始改革就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是价格改革，一条是企业改革。从1979年到1984年9月的价格改革，实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方针，以初步改变特别突出的价格扭曲状态，同时试行放开一部分小商品和农副产品价格。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决定》对价格改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1984年10月开始，价格体系改革以放开价格为主，让大部分商品价格在市场中形成，重点是放开大部分农产品和部分主要工业消费品价格。这期间，为了稳妥，对工业产品实行了两种价格，计划调拨部分由政府定价，上市部分实行市场调节。同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双轨价格"中的市场这一轨，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使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双轨价格"也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为权力与市场的恶性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上出现要求改革"双轨价格"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