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漫谈曹雪芹的人生态度
作者：胡德平
真是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完的曹雪芹，辨不清的四十回，登不上的青埂峰。难怪去年在江苏南京召开的《红楼梦》座谈会上，一位同志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曹雪芹万岁！《红楼梦》无疆！”可见伟人、伟著之影响。
1980年一个仲夏之夜，我和三个大学同学冒昧拜访了香山正白旗村三十九号的主人舒成勋先生。由于他的指引，我开始对曹雪芹在香山的生平活动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兴趣，并开始了业余调研。第一阶段的学习调研活动结束于1983年2月。2003年春，在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一家民营企业决定恢复重建清代的江宁织造署。我从事民营企业的工作已有十五年的历史，这家民营企业的举动，又让我燃起了过去对曹雪芹研究的兴趣。
我第一阶段的调研工作，深受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影响，正如《曹雪芹在西山·后记》中所言：“我们民族需要的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丰富光彩，同时也迫切需要精神文明的繁荣昌盛。整理者愿意本此宗旨听到看到各种意见和评论，从而做一个择善自省、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二十年后，我国民营企业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其占全国GDP的份额已达48%，税收占37%。它们的投资范围已扩大到教育、艺术、影视、出版等文化领域，不少企业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热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又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墨子主张的义利之辨，南宋叶适永嘉学派提倡的事功义利之说，都是中国企业家所独有的思想遗产和文化积淀。不知怎的，去年我又联想到曹雪芹，由此产生了把我以前整理和创作的《曹雪芹在西山》《三教合流的香山世界》及两篇论文《香山曹雪芹故居所在的研讨》《卧游终日似家山》重印出版的愿望。
毛泽东同志是个大战略家，他的思想方法是纲举目张。其意是，个别问题、具体政策都是目，总任务、总路线才是纲。战略和战术有如打鱼的渔网，只有抓住渔网的纲绳，才能撒开网，张开网眼，打开目。也就是说，只有把握了战略，具有绾毂全局、宏观、战略的指导思想，才能有制定正确战术的可能。《红楼梦》中的章回、故事，《废艺斋集稿》的工艺都是目，作者的人生态度、世界观才是纲。我们只有逐渐明白了他的人生态度、世界观，才能认清他写作的故事情节和要说明的问题。
笔者在《三教合流的香山世界》一文中认为，曹雪芹不但反儒，大胆背叛经过注疏的孔孟经典、宋明理学、明清八股的“仕途”之路，而且毁僧谤道，并通过甄、贾宝玉之口说，女儿两个字，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清朝康雍乾三代，号称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确实国土广大，财源充裕，人口众多，但专制制度、文化禁锢亦达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不但以帝王之尊君临天下，也以儒、释、道合一的教主身份谕化中国，尤以雍正为最。雍正在位十三年，除了他的《御制新书》（《红楼梦》语）有《朱批谕旨》、《上谕内阁》、《上谕八旗》、《大义觉迷录》外，还有他的佛学著作和汇编而成的《御选语录》，并召开‘当今法会”，宣讲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道理，真是“往复周详、连篇累股”，“不惜眉毛拖地”。他想达到的主要目的即“然则终日念佛，岂有为念佛所窒碍哉？又何必但许人恶梦，而不许人善梦也？”（《御选语录》卷十三）一僧一道对梦的认识则为：“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红楼梦》第一回）而曹雪芹这部伟大的著作，一方面向人们讲述了一部貌似温柔富贵、花团锦簇的《红楼梦》，实则却是一场险梦、凶梦、恶梦！另一方面，作者通过石兄之口，说出它的红尘生活是真实的，是有意义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对宝黛二人爱情的讴歌，在他书中因爱情破灭而遁入空门的青年，绝不是他们具有佛性，而是具有强烈的人性，所以石兄要竭力传世，告之后人，何谓“到头一梦”，何有“万境皆空”的道理。补天派是雍正、乾隆等大大小小的封建卫道士，曹雪芹则是一位离经叛道的人性论者。
那么，曹雪芹的人生态度究竟是什么呢？他的哲学思想又为何呢？我认为，贾宝玉焚书和林黛玉焚稿有同等意义，都是《红楼梦》一书主旨所在。“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一回，说了黛玉将死之前，把她对宝玉所写的诗稿全都付之一炬，这是她一生最宝贵的爱情象征，这是她最美好的希望所在。而宝玉准备焚书，也是他勉强赴考，决心出家的重大命运的转折点。在“惊谜语妻妾谏痴人”（《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八回）中写道：宝玉送走贾兰，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如《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之类，叫出麝月、秋纹、莺儿等都搬了搁在一边，并回答宝钗道：“如今才明白过来了，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我还要一火焚之方为干净。”“宝叙听了，更欣喜异常。”难道宝玉幡然改悔，成了投降派？否。接着，“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地用起功来。宝钗这才放了心。”宝玉要一火焚之的几部书和搁在静室之中的语录、名稿、应制诗绝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喜爱的，喜爱犹如林黛玉所焚之诗稿。后者是他讨厌的，看透的旧文化！所以搁在静室，打人冷宫。“语录”或是宋儒的著作，或是佛家经典妙语，这里的“语录”恐怕还有特殊意义，前面已说过，雍正就有《御选语录》之著。“应制诗”就是颂圣的诗词歌赋。何为“名稿”呢？据人民大学马时进教授介绍：《儒林外史》书中的马二先生把历代会试、殿试中的名卷汇集起来，为考生科举之用，也是他赚取钱财的手段。据此可知，宝玉对此的态度是多么鄙弃不屑了。但他又不得不“用起功来”，准备应考，愤怒压抑之心可想而知。
宝玉这时又说了句“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这句诗应是贾宝玉的基本人生态度。他认为佛性不存在于佛家经典中和偶像之中，《五灯会元》中即说“青青翠竹，尽显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无情有性，翠竹、黄花都可以通过自身之法、智慧之明到达涅梁彼岸，何需“混盖庙”、“混供神”。何况青春年华的闺阁儿女，他们有情有爱有性有欲，即使呵佛骂祖，亦有佛性。否则空空道人为何易名情僧呢？《石头记》为何改为《情僧录》呢？因为，禅宗的“人人皆有佛性”、“世法平等”、“佛门平等”的观念宝玉是接受的，所以才说“内典语中无佛性”。道家追求的“金丹”完全是要乞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灵丹妙药，但正如袭人所言：“至于神仙那一层，更是谎话，谁见过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那？”宝玉认为到达仙境的仙舟是有的，但在金丹方术之外，正如《南鹞北鸢考工志》中对比翼双燕的兴托寄寓：“卜居武陵溪，仙源靡赋役。相敬诚如宾，真情非伪饰。”武陵溪、桃花源是一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无赋税、无劳役的地方。就说桃花源是乌托邦之地，但也要分清封建早期、中期、晚期乌托邦所出现的社会发展阶段。能否说曹雪芹是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之后，并日趋死亡之时，新萌芽的阶级思想文化的代言人呢？我们说曹公反儒、反佛、反道只是说他反教，反对专制愚昧的文化统治，但对战国时期的百家、佛学、道家、玄学并不是一概排斥。曹雪芹极其推崇阮籍，取字“梦阮”。他对老庄、禅宗中的辩证思维、破除偶像、冲决传统、追求自由等方面均有继承。宝玉要烧的《参同契》经湖南周士一教授翻译成英文后，成为一部极受西方汉学家欢迎的作品。
曹雪芹对社会贫富问题，也有他极为明确的观点，这也是他的一大人生态度。他生长在“康乾盛世”，却通过石兄之口说道：“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书？”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同情弱势群体的女性，同样同情弱势群体的贫困人群；痛恨男尊女卑的宗法制度，同样反对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四大家族的家产、财富，那是阿房宫、东海龙宫都无法比拟的；一方面却是柳婶对司棋说的“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红楼梦》第六十一回）多么形象。
曹雪芹认为他所从事的技艺，多是“微且贱矣”、“人皆鄙之”的手艺，之所以“今乃哓喋不休，勾画不厌，以述斯篇者（注：指《南鹞北鸢考工志》），实深有所触使然也”。这使他想起“思古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感此实触我怆怀，于是援笔述此《南鹞北鸢考工志》。”“斯以为今世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跟他学会扎糊风筝的于叔度，说到感激曹雪芹的情义时，曹雪芹便制止说：“何况朋友本有通财之义。”当时朝中吏部侍郎董邦达曾赞《南鹞北鸢考工志》曰：“尝闻教民养生之道，不论大术小术，均传盛德，因其旨在济世也。扶伤救死之行，不论有心无心，悉具阴功，以其志在活人也。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不忍坐视转于沟壑之中，谋之以技艺自养之道，厥功之伟，曷可计量也哉！”
以上引文均引自于吴恩裕先生的著作《曹雪芹佚著浅探》等书。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香山的生活时期，他和社会底层有多么广泛深人的接触。他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并尽其所有所能帮助向他求告的朋友、穷苦人、盲人、残废人，使他们有技有艺，以谋生计。正如舒成勋先生所言，曹雪芹能够写出《红楼梦》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曹先富后也富，或先穷后也穷，他绝写不出《红楼梦》。如果他先穷，以后富起来，他也不可能写出《红楼梦》。只有他先富，以后贫困潦倒，他才有可能写出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
吴恩裕先生认为曹有近墨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观点，值得深入研究。我在全国工商联工作时，曾于1995年10月接待过日本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稻盛和夫先生，在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我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既是同义语，又可以互为引申，互相补充，二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把爱与利统一起来的伦理观，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是罕见的。”“可以说，墨子这一人道主义思想最少统治阶级的烙印，而又最能反映劳苦大众的利益。”应该说曹雪芹继承了这一优秀伦理思想。
“兼相爱”的“兼”，“交相利”的“交”，二者互为主体，又均为客体，意思就是要想得到真正长久的利益，必然是互惠互利之交，利人利己之爱。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对刘姥姥既有耍笑，也有接济，最后巧姐终有一归宿，比大观园的其他姐妹们的命运要好，到底最后是谁帮了谁呢？《红楼梦十二支》之一的《留余庆》说得精彩：“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红楼梦》第五回）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还有更为深刻的哲学基础，此即“尚同”。战国后期的儒家接过“尚同”的命题，改变了孔子学说中的“和而不同”的主张，从而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了“大同”和“天下为公”的崇高思想，其号召力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永恒的魅力。曹雪芹一再关心帮助那些“鳏寡孤独废疾而无告者”，就是这一思想的光辉传承，并付诸行动，真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精神”。
1994年，我国十位民营企业家发起光彩事业活动，即以“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利之辨”作为光彩事业理念的最早源头，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的事业宗旨。现在看来，在古代“义利之辨”的源流中，还应加上曹雪芹近墨或继墨思想这一极为重要又亲切的一章。
晚清积极倡议变法维新的梁启超认为“墨学可以起中国之衰”。毛泽东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力特。陈独秀把曹雪芹誉为“盖世文豪”，并且大胆宣称要用四十二升重炮向封建主义开炮。《新青年》创刊号的笔法也袭用了曹的曲折障眼风格———“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却收到了启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成效。
最近，孔祥泽先生细解曹对孔墨两家的态度，我十分同意。他说曹对孔子称为“先哲”，如“‘玩物丧志’，先（哲）斯语”，“玩物丧志”系孔子所言。对墨子则称为“夫子”，如“惟墨子作木鸢……接其初衷，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夫子非攻，故其法卒无所传”。
“夫子”地位高于诸位先哲，故在雪芹看来墨子地位高于孔子已是十分明白之事。以上两句话均引自《南鹞北鸢考工志》。在《红楼梦》八十四回中亦有这种描写，如贾宝玉开笔作文第一题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的作文承题却是“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第二题《人不知而不温》，贾宝玉写的又未切题：“能无温人之心，纯乎学者也。”第三题《则归墨》，贾宝玉破题云：“言于舍杨之外，若别无所归者焉。”承题则为：“夫墨，非欲归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则舍杨之外欲不归于墨，得乎？”在贾氏父子问答之中，贾政批评宝玉“可见你本性不是个学者志气”。他的夫子自道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宝玉的本性不喜人股，没有学者志气，在宗法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抑下，逼得宝玉说出“欲不归于墨，得乎？”
说到这里，我想到在初中时的一段往事。那时，我父亲数次给我讲过这段贾氏父子问答的故事。他对贾宝玉的回答常常是大笑不止，似有欣赏之意，他赞成孩子的天真纯情，之前也曾在公开场合讲话，提出“为什么不许孩子调皮”的问题，似乎也发表过文章。但他又指出十五岁的少年应有自己的志向，这个道理恐怕是与他的经历有关吧。
我上高中时，我父亲有回极有兴致地给我讲，他相信曹雪芹写完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他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若没有写完，怎么批阅、增删呢？况且还把目录、章回都整理出来了嘛！”我想黛玉之死，宝玉出家，都是《红楼梦》中情节高潮的高潮，今天又看到宝玉烧书、归墨思想的情节，这都是有极高思想性的章回，反映了曹“冲决网罗”的先进意识。若不是曹雪芹所写，又岂能是高鹗所创造呢？
我父亲曾仔细看过《红楼梦》，文革前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咳，你这是信口开河！”兴致若高，谈吐甚快时，他又会对没有弄清情况和问题的人，情不自禁地开个玩笑：“‘刘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先弄清情况再谈。”然后笑眯眯地看对方反应。究竟他什么时候看过《红楼梦》呢？我也不知道。但他多次谈过：在延安抗大、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时，是他看书最多的时期之一，那时他深受毛泽东《实践论》的影响，凡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母亲笑他读书之狂、之多，他也笑着承认“我就是个杂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前线时，他把大部分藏书都装箱掩埋，并作了标记，可惜以后再未找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么说，曹雪芹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话又说回来，世人对香山正白旗三十九号老屋那副由拙笔———鄂比———酒鬼鄂三写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真不错”，也就不应随便儿戏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