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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延安的“洗礼”
作者：尹 骐
丁玲需要革命决心奔赴陕北
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这家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
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她对潘说：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保安。潘汉年深知丁玲的个性以及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还是在5年多之前，即在胡也频牺牲后不久，潘汉年就曾在上海会见过一次丁玲。那时丁玲就向他提出过类似要求。当时她就满怀激情地对潘汉年说，她要离开上海旧的一切，要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旧的无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的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丁玲知道潘汉年是代表党来看望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潘提出要求：“我想我只有一条路，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面对丁玲的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时是答应了要设法让她到江西苏区去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丁玲并未去成苏区。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丁玲又在西安向潘汉年提出了和5年多前同样的要求。虽然潘汉年认为丁玲暂不去陕北而去法国可能对革命更有利，但因丁玲的态度坚决而最终答应了把她送往陕北的要求。
上述情况是丁玲在一篇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详加记述的。文章的题目叫《决定一生的谈话》，主要就是指她这一次在西安会见潘汉年时潘动员她去法国而她则坚持要去陕北的谈话。历史的实践正如丁玲所说，这次谈话的结果的确是决定了她的一生命运的。如果她接受了而不是“顽固地”（丁玲自己这样说）拒绝了潘汉年建议，去法国而不是去陕北，她一生的命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当时和丁玲同行的还有一位左翼作家聂绀弩，他听从了潘汉年的建议立即返回了上海，而丁玲则如愿以偿到达了陕北保安。
丁玲为什么要坚持去陕北而不去法国？这要从她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个性去寻求答案。她出身于旧的官宦家庭，但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五四”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初步形成了反叛旧思想旧道德的性格。刚刚步入成年，她就在上海大学那样的环境中受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熏陶。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成了她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面对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她感到压抑和苦闷，并因无力抗争而有些颓唐。幸而对文学的喜爱和某种天赋的写作才华使她找到了一个宣泄思想情感的突破口并表达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就有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创作问世，并从此走上了文学的路。然而文学终究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武器，它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它既不能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也改变不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民大众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命运。因此丁玲和她同时代的许多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很快就认定了惟有革命才能改变黑暗社会的现实，才能改变被压迫者的命运。特别是在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之后，丁玲渴望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决心就更为强烈，而且认定只有到苏区去参加红军才是最好的选择，才能摆脱在上海的一切旧牵连和旧的瓜葛。稍后她加入了共产党，并根据党的需要在“左联”担负了一部分实际革命工作的任务。但她对直接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要求和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向往却是一直存在的。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捕，随后又被转移到南京关押了整整三年之久。在此期间鉴于她的名气和影响，更为了软化她，国民党当局在生活上给了她许多的照应和方便，但在精神上却使她感到了格外地压抑和痛苦。当国民党对她的管制多少放松了一些时，她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并在找到了党的关系后立即逃离敌人的魔爪而坚决要求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实际斗争。对丁玲而言，此举不仅是为了实现她5年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以事实来消除关于她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闻。正是基于上述的思想基础，加上丁玲固有的执着个性，因而才有她拒绝潘汉年的建议而坚决奔赴陕北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去陕北还有着一定的风险，但她还是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充满了荆棘的道路。
革命需要丁玲给她以空前礼遇
经过长途跋涉，丁玲于1936年11月终于到达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
当时保安的形势还很严峻。红军经过2万5千里长征只剩下2万多人了。现在红军仍然被国民党的军队及山西和宁夏的军阀部队包围着。红军时时刻刻都要应付来自敌军的不断侵犯，整个陕北根据地都处于严峻的战争考验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的到来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政治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礼遇。
丁玲刚到保安，首先就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这样的礼遇是空前的。原因就在于“丁玲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中宣部长凯丰的欢迎词）。在这个欢迎会上，周恩来、林伯渠、李克农都发了言，周恩来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丁玲第一个到陕北，无疑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起到了示范和带头的作用。
到保安后不久，丁玲就应约和毛泽东单独会见。在谈话中，丁玲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内容之一就是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并当面指名要丁玲担任文艺协会主任。虽然那时陕北已经有成仿吾、李伯钊等一些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但丁玲还是被委以重任，由她主持协会工作，足见毛泽东对她的看重。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丁玲向毛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毛泽东也当即表示同意，并很快就安排她到红军作战前线，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部队活动，体验生活，进行采访。稍后毛泽东还特地写了一首《临江仙》词送给丁玲并破例用军事电报的形式发往前线：“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对丁的高度评价并对她的作用有着极高的期望值。毛泽东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把丁玲这个文化人所能起的作用看着是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要的。
受到毛泽东的如此鼓励，丁玲深为感动。她果然不负期望，很快就写出了直接反映和歌颂红军的几篇作品：《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等。这些作品刚面世就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称赞。不久，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迁到延安。毛泽东又点将让丁玲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真正实现了她的当红军的愿望。当然，革命并不只需要丁玲当一名普通的红军干部。作为一位才华出众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丁玲还必须承担更多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不久，她就被邀担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的委员，参加《红军长征记》的编选工作。1937年秋后，抗战已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丁玲在中宣部的直接支持下出面组织了一个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在内的综合性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仅在陕北，而且到过西安和山西部分地区，积极宣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延安迎来了数以万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专制统治而寄希望于延安这唯一高举抗战与革命两面大旗的“圣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这一有利形势，及时做出了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的决策。知识分子向往革命需要革命，革命也十分需要知识分子充实和加强革命队伍的建设。不久延安就改变了传统根据地单一军事存在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各项建设全面发展的革命新政权的雏型。然而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一般的普通的知识分子。革命需要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具有“革命”的一切品格，即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必须在思想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的一致，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必须经过革命的改造才会有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被树为一面旗帜的丁玲再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对丁玲寄予厚望的毛泽东亲自和丁玲谈话，要她暂时离开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岗位到刚创办不久的马列学院去学习。毛对丁说，你写过一些好的小说，到陕北来以后表现也不错。现在把你留下来主要是提高理论水平，这对你今后的工作有好处。你看，延安一下子又来了那么多文化人，要做好文艺工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是不行的。丁玲虽然很想到下面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但毛泽东的话她不能不听，于是从1938年11月起她就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以接受革命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这就是说，丁玲不仅需要在感情上对革命对党抱有热忱，而且需要在理论上对革命有切实的认知并在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一致。客观地说，丁玲在此之前对革命的追求和对党的关爱基本上或者说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感情层面上的，而对革命的基本理论则知之甚少或是一知半解。
未改文学初衷丁玲逾越了“革命需要”的限度
丁玲在马列学院学习了并不算短的时间，但在革命理论修养方面她到底有多大的提高就很难说了。在此期间，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做过一个系统的演讲，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刘少奇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包括思想和理论修养以及伦理道德的修养。而党性修养的基础和核心则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也就是后来被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丁玲，就不难看出她的某些差距。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延安文化界队伍的不断扩大，延安先后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丁玲根据党的安排分别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这些机构的建立除了在组织上有助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外，在文化上当然是为了推动革命文化的建设和革命文艺的创作以发挥如毛泽东所一再宣示的“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作用。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丁玲似乎忽视了毛的多次明示。曾经写过《彭德怀速写》和《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的她，这时却写出了《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以揭示革命根据地内部现实问题为主旨的作品。写出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表示了丁玲作为一个受过五四启蒙思想熏陶的作家仍未忘记文学创作理应着眼于人文关怀的基本使命。从文学的层面上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更为成功也更为深刻。但从政治层面上说《在医院中》则更为尖锐和敏感。诚然，这样的作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后实在也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问题，但在当时当地，在革命根据地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包围之中，革命队伍还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外界对革命还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对革命而言或许还是弊大于利。当时重庆的国民党宣传机关之所以要利用《在医院中》做反共宣传，原因也正在于此。按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理论，《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至少是革命所不需要更不能提倡的。
不过在丁玲写出《在医院中》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文学泛政治化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延安的高层也还没有注意到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关注这一点。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两篇小说而已，影响面并不很大。也正是在这种人们都有些忽视的情况下，丁玲沿着自己传统的文学思维定势继续前行。1941年春，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后，丁玲被挑选担任了文艺版的主编。就在这个延安最引人注目的文艺阵地上，丁玲几乎未经深思熟虑便按照既定的文学思维经手发表了一些反映延安现实生活存在的所谓阴暗面的作品。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丁玲自己的即兴之作《三八节有感》。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它们都是立足于现实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传承了鲁迅的精神，但从现实的政治角度来说，它们却是触动了这“革命圣地”延安的部分脆弱的神经，因而立即引起了高层某些人的恼怒。首先是两位将军的发难，矛头直指王实味和丁玲。偏偏国民党又把其中某些作品当作反共宣传品大量翻印传播，更是火上浇油，引起了更高层的强烈不满。其实政治家和艺术家都是很敏感的，在此之前，王实味已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指出由于各自任务的不同和观察问题着眼点的差异，政治家和艺术家就会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因而必定会产生矛盾与分歧。他希望政治家和艺术家都能各自尽责共同完成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历史使命。王实味是过于天真了。丁玲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可能还不了解就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这篇文章。当王实味在研究院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激烈批评院领导李维汉的讲话后，李的讲话竟被大会以84对28票的绝对多数所否决。在研究院办的墙报上，王实味又写文章指名批评李维汉并引来了大批参观的人群。王实味因此而成了延安风云一时的人物。这种情况很有些像后来的1957年春夏之交的态势。毛泽东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迅速采取了措施。正如三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所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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