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张闻天出任总书记的前因后果
作者：曹春荣
一
杨尚昆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在莫斯科与张闻天有同窗关系，30年代前期又在中央苏区与张闻天有上下级关系，他生前曾经对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人的博古、洛甫（即张闻天）和王稼祥，作过一番比较。说他们的共性是都相信共产国际，学了不少本本，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们的区别则在于“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锋芒毕露，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寥寥数语，张闻天的书生意气便跃然纸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闻天在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是个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书生。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评介过外国文学，写过长篇小说，还当过英文、国文教员。1925年6月入党后，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马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尤其是经济学作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回国后，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1931年2月至1932年12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在上海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虽然有不少承袭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东西，但应当指出确有一些表现他个人独立思考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正确认识，对“左”倾错误的批评与觉察。而这也正是他能较早从“左”倾错误中走出来，转到正确路线一边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此后到中央红军撤离瑞金进行长征前的一年多里，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革军委委员，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期间，他虽然不能不“从战争学习战争”，学习政权建设、经济管理和群众工作，但依然在党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保持了“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的秉性。这又是使他能同“左”倾错误决裂，而同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一下张闻天到底整过人没有，具体地说就是整过毛泽东没有。毋庸讳言，在上海和在中央苏区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张闻天曾因自觉不自觉地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有过不正确的批评压制。如在批评中央苏区“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方针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中央苏区领导人“右倾”、“狭隘经验论”的时候，显然矛头就是指向毛泽东。在1932年10月6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附和博古对毛泽东的批评，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来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又积极参与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客观上也起了打击毛泽东的作用。但所有这些都与张毛之间的个人恩怨无关，绝非张闻天刻意整人。其理由是：
第一，张闻天与毛泽东虽然早在1919年12月和次年1月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学会，但他们的头次见面却迟到1933年初。这之前，两人并不相识，更未共事，既无正面冲突，也未打过笔墨官司，谈不上有何成见恩怨。
第二，诚如张闻天所言，他当时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
第三，更重要的是，当实践证明自己错了的时候，张闻天勇于承认错误，服膺真理和代表真理的同志，站到正确路线一边。在不断的实际接触，尤其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与博古们交锋之后，张闻天扭转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主动亲近他，尊重并接受他对政府工作、经济工作、查田运动、福建事变，以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战略策略的意见。长征前夕，张闻天更把毛泽东视同知己，向他倾吐了对博古的“左”的一套的不满，表达了与“左”倾错误分道扬镳的意向。唯其如此，才有长征路上的“中央队三人团”，才有遵义会议。
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张闻天与博古的关系。两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事过。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两人在政治上，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并无二致。到中央苏区后，由于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策略、政策和军事问题上的观点有所转变，两人逐渐产生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共同抗日三原则”的理解，对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的策应，对广昌战役失败的评价等重大问题上，张闻天越来越激烈尖锐地批评博古奉行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博古不但不接受张的正确意见，反而寻机排斥打击张。事情到了这一步，张闻天只能义无返顾，与博古即与“左”倾错误路线代表决裂。
以上史实，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充分反映了张闻天的书生本色———独立思考，认真做事，不随人俯仰，不随波逐流，不争名争利，不文过饰非，坦荡为人，唯理是从。
二
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的多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高级将领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召开并取得成功的。张闻天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会议“比较一致的意见”推举为取代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人。由于张闻天“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此事“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至此，张闻天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由书生变为领导全党的领袖。
当然，张闻天的这一角色转换并非一朝一夕间的突变，而是日积月累的渐变。促成这一渐变的，有外因，亦有内因。
先说外因，或曰客观情势。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内关系、统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工作、苏区经济活动，尤其是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恶果，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只剩下放弃经略五六年的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一条路。这已经引起党和红军中许多人的不满。大搬家式的长途行军，人马疲于奔命，作战部队形同保姆顾此失彼。更恼人的是如此奔突，竟然不知道要到哪里才是个了结。1934年11月下旬的湘江之战，使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和红军中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情绪达于顶点，可谓天怒人怨。战前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积极寻找战机歼敌，变被动为主动的正确建议，事后面对惨败，他们又一筹莫展，只有唉声叹气和诿过于人。
由此红军指战员们开始思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屡失利，眼下更是濒临绝境的原因。渐渐意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所致。要求改变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呼声也就日益高涨。
在湘、桂、黔交界地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批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错误外，特别着重于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通道会议上，他们否定了李德、博古落脚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盘算，提出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并为与会的多数人赞成而通过。黎平会议继续就红军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肯定并巩固了通道会议的成果，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元旦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而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干脆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通过会议形式变换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问题，也就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所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被会议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鉴于博古既不能承认错误，又不能接受正确的批评，且实践证明他不配领导全党，他的下台也就无可避免。
再说内因，即张闻天的自身条件和表现。前面说过，张闻天有深厚的马列主义功底和历史文化素养，有很强的党性，加上他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特别是“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他还有不争名夺利、不文过饰非、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的美德。这些长处使他具有成为党的领袖的基本素质。
张闻天虽然也宣传、贯彻、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但他在上海时就曾对“左”倾有过批评与觉察。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较早地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他写文章或在会上多次公开同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作斗争，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发表的他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就是一篇批评和否定“左”倾军事战略方针的檄文，一篇从战略上深刻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的宏论。因而它被誉为“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当时红军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被红军总政治部规定为红军转移进行思想准备的一份重要文件。
长征路上，张闻天和王稼祥一道，最早接受了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而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张闻天就对“左”倾军事路线、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广昌战役后，他又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闹翻。这表明张闻天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并非偶然,或者出于一时的利益权衡。
黎平会议后，在红军西进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问题。1934年12月20日，在黄平的一片橘林里，张闻天与王稼祥边休息边议论眼前形势。谈到红军此行尚无确定的最后目标时，张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这番话，第一次在中共高层挑明了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非同小可。王稼祥自然由衷赞同，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闻天的这个提议符合党心军心，它为遵义会议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并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起了打招呼、定调子的作用。
遵义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在博古作主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反报告”提纲出自“中央队三人团”集体，而由党内第二把手张闻天讲出来，分量之重，作用之强、影响之深，自非他人可比。因此，“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启动了变换军事领导的程序。与此同时，也就完成了党内对于选择张闻天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的审察。
当时有可能接替博古担任新的党中央总书记的，除了张闻天以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毛、周呢？依据种种史料史实来看，大抵原因如下：
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创建红军、中央苏区有大功，而且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主要制定者、坚持者，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直到由遵义会议选为政治局常委前，从未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加上他在中央苏区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个性倔强（有时甚至粗暴），不注意团结身边（尤其是领导层）同志，就很难使大家接受他。况且他此前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战争上，似无意于此道。遵义会议后，他感叹地对妻子贺子珍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就表明他对过去忽视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的悔悟。此后果然“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周恩来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张闻天大致相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又是中革军委副主席，还是长征前夕至遵义会议结束前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品德、才干、经验、胆识均早为党内所公认。但是，遵义会议既然否定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军事指挥，明确了军事领导上严重错误的责任，周恩来就免不了和李德、博古一起承担过错（尽管不负主要责任）。李、博下台，而再让周接替博古上台，也就不合时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