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
作者：阎明复
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
1956年6月19日—9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国代表团大概有五十多人，富春同志是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是副团长，团员中有好多工业部的部长，我记得的有赵尔陆、王鹤寿、柴树藩、黄敬等等。国家计委、各工业部都有由专家、专业翻译组成的工作组，同苏联有关部委的代表进行对口谈判。
不知道经过谁的推荐，计委的同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我去给富春同志当翻译。我赶到计委见到富春办公室主任吴俊扬，老吴简单地交待了任务，要我抓紧时间做些准备，过两天就走。
6月19日，富春同志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专机离京赴苏，抵达莫斯科时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等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中国代表团下榻苏维埃旅馆，这是一座新建的接待政府客人的现代化的宾馆。
1955年夏，毛主席曾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大反“右倾保守”，使原来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超高速度发展。几个月工夫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整个农业与农村发展目标都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在这种气氛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也猛烈地加快了。到了1956年1月底，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宣布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种急于求成之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及各个经济领域，严重地冲击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在这样的“反右倾保守”的重压下，各地、各部门都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超高的指标。作为全国计委主任的李春富，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志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压缩过高指标的指示精神，李富春主持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订工作。这次访苏他就带着拟就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草案来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整个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组会谈，一个组谈计划，另一个组谈项目。会谈方式一般先由中国方面说明情况，再由苏联方面提出问题，然后由苏方在小组中提出意见，经双方交谈后报告综合组，由综合组进行总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提出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初步意见和对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初步答复。
每天，计委和各部的同志都是上午去会谈，下午回来总结同苏方谈判的情况。然后由各部部长向富春同志汇报。我不懂业务，插不上手，所有的分组会谈，都由计委或各部的同志翻译。
两位苏联总顾问
这次我们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来看望富春同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觉得他很友好，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于1950年亲自选派到中国来担任经济总顾问的，一直工作到1958年。他本人是冶炼专家，长期在工厂工作，到中国后仍兼任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的副部长。在中国工作期间，他做了大量工作。初期，苏联有些工业部门没有按期提供设备，影响了援华项目的进度，在他一再催促仍无结果的情况下，他专程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撤销了有关工业部的部长、副部长的职务，下令按期生产援华项目所需的设备，不得延误。从此，保证了这些项目的建设和按期投产。在中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方面，他主动帮助我们考虑，聘请什么领域、什么专业的人才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最为需要。在物色援华的专家、顾问方面，他也是想方设法保证来华的专家都有真才实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作中他十分尊重中国同志，也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事，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60年代，苏共领导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对中国大施压力，肆意破坏苏中关系。阿尔希波夫在成都会见陈云同志时，陈云忧心忡忡地对他说，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阿尔希波夫密电赫鲁晓夫，要求当面汇报，但遭拒绝。苏中关系恶化期间，据我所知阿尔希波夫没有讲过不利于中国的话，没有做过不利于中国的事。他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洛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议，应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80年代初，阿尔希波夫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陈云、彭真、薄一波等老朋友的亲切会见，并同他的老朋友，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签署了中苏两国的贸易协定，为改善中苏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80年代末，受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委托，阿尔希波夫主持苏联的专家、学者研究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指出赫鲁晓夫及其大国主义政策是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以至于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根源。列举了大量有关事实，并提出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建议，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就恢复两国关系进行会谈做了准备。苏联解体后，阿尔希波夫又以国家杜马代表团成员和民间团体领导人的身份多次访华，受到中国同志们亲人般的欢迎和接待。为表彰他五十多年始终如一致力于维护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感谢他对中国的建设所做的贡献，在庆祝他八十华诞的时刻，中国对外友协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节”的荣誉称号。阿老亲眼见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无比欣慰，他感慨地说：“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在介绍阿尔希波夫时，还想谈谈阿老的前任、苏联顾问团的第一任团长科瓦廖夫。科瓦廖夫原来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见毛主席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时，科瓦廖夫曾作为随员一同前来。之前他在东北解放区帮助修复铁路。3月下旬，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后，科瓦廖夫就从东北来到北平，因为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国民党政府到广州去了，科瓦廖夫就成为在北平的苏联政府官员中职务最高的代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接见他，介绍当前的局势，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特点等等。同年7月初，刘少奇秘密访苏，科瓦廖夫也一路陪同。应中国同志的请求，斯大林同意派一批专家来中国，帮助恢复经济，并研究新建项目，科瓦廖夫被任命为苏联顾问团的团长，这样他就成为第一任的苏联总顾问。
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时，科瓦廖夫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陪同前往。在莫斯科期间，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反映他所获悉的中共的情况。
关于科瓦廖夫和他的信，我第一次是听毛主席讲的。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四九年冬我去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坐冷板凳。好多天不见我，我发了脾气，大骂了一通，说难道我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吃饭、拉屎、睡觉吗？”毛主席接着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毛主席在谈到四八、四九年期间斯大林对中共、对他本人有疑心，认为他是“半个铁托”时，也提到科瓦廖夫和他的信，说直到派志愿军去朝鲜参战，斯大林才完全相信中共。
师哲同志在他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曾经写到这一段经历。书中说，科瓦廖夫和使馆的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科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就是上面讲到的那几句发脾气的话。其目的是让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反映毛主席的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