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和《新民报》
作者：郑连根
一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中国报业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新民报》的创始人。在辉煌的时候，《新民报》先后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五地出版日报或晚报八种，号称“五社八报”，堪称跨地域的“大报业集团”。
不妨先从邓季惺说起。邓季惺，重庆人，出生于1907年，名友兰。她的母亲吴婉是一位知书识理的开通妇女，她认定女子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命运，就必须有知识。邓季惺的父亲邓孝然并不主张女儿去外面的学校上学，只要她念私塾。在她14岁这年，趁邓孝然不在，吴婉自作主张地让女儿投考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季惺考取了，从此远走高飞，开始了她一生的忙碌、操劳和求索。
1923年初，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等相约到南京，进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三年级。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在读金陵中学，两所学校都在鼓楼附近，暑假里，季惺和淑英经常到鼓楼茶座去乘凉，念椿也是这里的常客。季惺和念椿熟识起来。又过了一年，季惺去上海念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时，念椿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了。因着南京时的交往，二人已互生好感，便自由恋爱了。因为爱慕邓友兰（季惺），吴念椿遂改名为“吴竹似”，谓之“你与兰为友，我似竹高洁”。1925年底，邓季惺与吴竹似结秦晋之好，步入了婚姻殿堂。而这吴竹似，便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生父。
1926年，吴竹似受聘《大中华日报》编辑，一家人回到重庆。这期间，吴竹似结识了陈铭德并与之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陈铭德，四川长寿县人，出生于1897年。1924年秋，他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回到四川，先后在成都法政专科学校教新闻学、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大中华日报》主笔。1928年又被邀请去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做编辑。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不久，他便对刻板的工作方式和国民党钳制舆论的做法产生了不满。他认为国民党的新闻政策与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相去甚远，于是便产生了创办一份民间报纸的想法。他的想法得到了川籍同事刘正华、吴竹似的支持。随后，陈铭德辞去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的职务，再次回到四川，全力筹措创办新报事宜。
在四川，陈铭德得到了军阀刘湘的资助。刘湘资助他“启动资金”两千元大洋，以后按月支付津贴五百元大洋，同时还给陈铭德个人“活动经费”每月二百元大洋。有了这笔资金，再加上刘正华、吴竹似的支持，《新民报》于1929年的秋天创刊了。起名《新民报》，意思就是“作育新民”，向青年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同时也含有继承和发扬同盟会时期的《民报》精神的含义。报头上的“新民报”三个字，是由精于书法的吴竹似从孙中山先生的遗墨中摹写下来的，就连报纸选在9月9日这天创刊，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这个时期的《新民报》，社长是陈铭德，总编辑是吴竹似。到1930年1月，吴竹似和邓季惺的儿子敬链出生了。可是很快，吴竹似就生病了，得的是肺结核。于是吴竹似和邓季惺北上求医。在照顾吴竹似的同时，邓季惺插班上了北平朝阳大学，学习法律。
1931年7月，吴竹似在北平去世。这对24岁的邓季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作为吴竹似的生前好友，陈铭德来到北平，想安慰一下好友的遗孀，同时提供一些帮助。他看到邓季惺并没有整日以泪洗面，而是坚韧顽强地生活着——她一面带着三个孩子，一面继续自己的学业。他感佩这个女人的力量，心底里除了敬，还渐渐地生出了爱来。随后，陈铭德于1931年8月和前妻离婚，两人恋爱了。
1933年1月24日，陈铭德和邓季惺在北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婚礼。这个婚礼也值得一写。婚礼采用了开会的形式，有一百多位亲友“与会”，陈、邓二人刻了一对石印：“海枯石烂永不相忘”。来宾们每人得到了一份新婚夫妇陈铭德、邓季惺署名的协议。这协议印在粉红色的卡片上，上面写明：各人用各人的姓——即邓季惺不冠以夫姓；邓季惺带来的三个孩子依旧姓吴；婚后家庭实行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邓季惺娘家和吴竹似家都略有家产，分别财产制可保证邓季惺母子四人的生活。当然，它的意义不只是明确家庭中的财产权利，更有象征意义：它表达了作为女性的邓季惺对封建传统的反叛和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张扬。
二
1933年夏天，邓季惺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后又辞职，在南京和镇江当律师，业余时间里，则全身心地投入妇女解放事业。邓季惺和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王枫等人做起了“女权运动”实验，学开车、练打靶，开风气之先，号称要“群策群力为妇女界作一番日新月异的工作”。她们认为，妇女没有经济地位就很难有社会地位，而家务负担是妇女走出家庭的羁绊。因此，要为妇女解除后顾之忧，于是便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们还利用《新民报》开办了《新妇女周刊》，邓季惺发表了《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文章。
陈铭德了解妻子的才干，他早就邀请邓季惺和他一起办《新民报》。邓季惺起初惟恐加入《新民报》后会成为丈夫的附庸而不肯让步，何况她单凭自己的力量已经获得了社会的承认。直到1937年，邓季惺才接受陈铭德之邀，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副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和财务。那么，这个时候，《新民报》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
《新民报》在吴竹似去世后，1929年冬聘张友鸾任总编辑。在认真研究之后，陈铭德和张友鸾确定报纸以广大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并制定了具体的编辑方针，使《新民报》基本上定型。《新民报》初期设在南京洪武街上，发行量很小，只有2000多份，办公的房屋也十分简陋。随后几次搬迁、增加设备，到1936年春，报纸发行1.6万份，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50%，随后再次更新印刷设备，从日本读卖新闻社购得一部旧轮转机，并改换了新字模，报纸实现了轮印。这不仅提前了出报时间，而且大大地改善了印刷质量，使《新民报》成了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发行量也跃升到两万份。
这个时候，邓季惺加盟了《新民报》。她一上任，就为报社的财务会计、发行、广告、印刷等业务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并监督执行。比如，财务对广告的控制。过去每天刊登广告没有登记，广告费的收取也没有严格的准则。邓季惺上任后，报纸每天刊登的广告一条一条地剪贴起来，做成一张报表，财务科就根据报表收钱。现金结算的，全部入账；拖欠的，记入债务，一个月下来，广告部门要把外债讨回来结账。发行也同样天天有报表，现金回笼是邓季惺每天都做的“功课”。
邓季惺在物资供应上也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纸张供应十分紧张，而报纸销路激增，她就派四五个人专门购买、储备纸张，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同时，战争使物价不稳，邓季惺及时把报社赚来的钱兑换成美元或黄金以防贬值。
1937年7月1日报社集资五万元依法成立了新民报股份公司，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邓季惺任经理。
可是，战争把一切秩序都打乱了。《新民报》坚持出刊到1937年11月27日，不得不迁往重庆。一个多月之后的1938年1月15日，重庆版《新民报》就问世了。
1941年11月1日，《新民报》成功地策划出版了晚刊，后来达到4万份的发行量。重庆《新民报》的成功，为他们扩大经营积攒了实力。1943年，邓季惺带领一班人马去成都，相继推出晚报和日报。到抗战后期，两地的《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到10万份，成为后方报业之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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