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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回归自我”的历程
作者：徐庆全
胡绳先生80诞辰时，写了《八十初度》诗并一首80自寿铭。诗有“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句，铭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语。诗与铭对照读，颇令人感慨。孔子讲自己“三十而立”后，“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胡绳却说自己“七十八十，粗知天命”，“惑而不解”达30年。这30年，用胡绳自己意思来说，大致“是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1957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第161页）
李普在《悼胡绳》一文中（《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这一评价，与胡绳80自寿的诗与铭相对照，是很确切的。
现今，学者们喜欢提“某某人现象”。有现象，自然有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本质是什么？“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是焉。杨继绳把这三个阶段简而言之为“两头真”，可谓一语中的。就胡绳而言，也可归结到“两头真”现象之中。而他晚年探求真理的勇气和闪光的思想，则是“回归自我”后的“真”的本质体现。
“回归自我”的心路历程
胡绳15岁时，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18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20岁，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30岁，写了《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部著作，成为四五十年代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产生过很大影响。其后，这位“少年早慧”、被夏衍称之为“神童”的理论家，虽然仍时有著作问世，但当年那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已不复存在。在胡绳的人生历程中，就进入了“惑而不解”的阶段。对此，胡绳自己有过概括：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胡绳全书》第二卷“引言”）
从1957年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左”的倾向发展并愈演愈烈的20年。在这20年中，对形势的发展感到困惑的，远不止胡绳一人，所以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胡绳这种“茫然”一直持续到1987年——“垂三十载”，又多了十年。他在与郑惠等人谈话中明确地谈到，“文革”结束，对于思想理论领域的方向问题，大约到1987年他在思想上才整理清楚，而这距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晚了十年。而在这十年间，胡绳差不多有好几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即使写出东西来，也给他的朋友留下这样的印象：“感到他在作文处事中那拘谨的一面大大发展了”（李普：《悼胡绳》，《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当然，这并不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历史大转变的十年期间，胡绳如同1957年到“文革”结束20年间一样，始终处于一成不变的困惑状态。诚如郑惠所说：“总的说来，他是伴随着形势发展的主流而逐步前进的。但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他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
在现今已经达“七十八十”而对所经历的历史有过深切思考的老前辈的回忆中，大都说自己在1978年以后多了一点独立思考，少了一点盲从，却很少提到在1978年到1987年10年大转变期间所有的困惑。作为一个著名的理论家、思想家，胡绳却坦言，自己在这10年中间“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不过，追溯一下这10年的历史背景，就可以理解，胡绳这样说，着实表现了他对历史的自省意识。
从1978年到1987年社会大转变的10年间，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有人曾这样概括说：双年反“左”，单年反右。这样的概括虽然不能说很准确，但大致说明了这10年间在大方向上的摇摆——当然，从主流上来说，一直是反“左”的。
在这期间，胡绳在做什么？答案恐怕只能这样：他在思索中为“七十八十，粗知天命”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蕴积着力量。
谈到胡绳，他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作为，一直为人所诟病。胡绳在“文革”中大部分时间是批斗对象，住过牛棚，备受摧残。可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他却犯了和“两个凡是”相关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个中最深层的原因是思想框框。1979年1月24日，胡绳在理论务虚会中谈到这一时期的认识时说：
我在反对这种说法时，自己陷入矛盾。我也认为这里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我自以为也是从实际、从政治出发来看问题的。当时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经过若干年的政治动乱，群众中存在着很大的思想纷乱，以为马列主义不灵了，毛泽东思想不灵了，社会主义不灵了；现在报刊上片面（当时我认为有片面性）强调实践的权威，同时说，马列也有错误，毛泽东也有错误，闸门一开，是值得担心的。现在看来，我这种担心是错误的。
胡绳还说：
我虽然对那十多年间的许多事情有许多带根本性的疑问，但没有勇气把它提出来，其实群众中已经提出许多疑问，并且努力加以解决，而我却总是担心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
把胡绳当作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官员、政治人物来看待，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不仅因为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有不同的看法，而且还因为知识分子与文化官员这双重身份双重责任之间，又常常出现紧张的冲突与矛盾。李辉在评价周扬时指出:对于仕途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都如此，姑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胡绳大致与周扬一样，也是仕途中的知识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真理标准大讨论与“两个凡是”对立的思潮中，胡绳当然是“从政治出发来看问题的”，但在汪东兴、李鑫（两人都是“两个凡是”的得力倡导者）领导下“毛选办公室”工作的背景（胡绳似是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使他的思想多了一些框框，即使是从政治出发看待真理标准大讨论，看待两种思潮的对立，也离不开“两个凡是”的束缚。
对于这次错误，胡绳没有替自己辩护洗刷，反而检讨说:“我当时思想确实糊涂，是邓力群同志给我打了招呼，才猛醒过来的。”（李慎之:《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诸如此类的检讨，胡绳自觉地进行了很多次，理论务虚会上的检讨，就有两次。这样的检讨，不是避重就轻，而是触及灵魂的。
不能小看胡绳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影响。在我看来，正是有了这次经历，使他从此摆脱了本本和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反思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艰难地然而是坚决地找回了自我。可是，对于一位仕途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像胡绳这样具备理论洞察力的人来说，找回自我值得庆幸，可是，庆幸之余，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