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云南少数民族的知心人阎红彦
作者：袁子清
阎红彦同志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奉调从四川到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7年1月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这期间，全国经历了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在1961—1965年一系列艰苦的调整工作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阎红彦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和群众的思想脉搏。他坚决反对照抄照搬上级的指示，坚持从云南的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对经济上的调整，他积极主动地倡导进一步放宽政策。对政治上“左”的错误，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抵制。这在边疆民族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边疆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以保证边疆稳定为根本任务
云南每个县都有少数民族，有8个民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分布在边疆和山区。边疆地区有29个县，面积占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三，人口有24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占边疆人口的70%，其中有13个民族在4000多公里的边防线跨国境而居。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分别处在封建领主制、农奴制，甚至原始公社的末期。直到1955年，边疆才开始进行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或土地改革。1958年初，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有10%。这一年“大跃进”中，边疆开展了“反三论”（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条件论）斗争，“一步登天”，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导致边疆局势动荡不安，边民13万人非正常外流。
阎红彦到任后，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批判“反三论”和“五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危害。他说：“农民从1958年以来，只看到‘共产风’，没有尝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反三论不是没有常识就是故意说假话，是刀枪不入的主观主义。”针对当时流行的“左”比右好的思潮，他说：“‘左’并不比右好，都有立场和方法问题。你的愿望很好，但是愿望不能作为处理具体政策的依据。把明天的事拿到今天来办，是错误的。”
“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阎红彦强调，边疆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他说：“判断一个制度是否优越，就要看它生产的东西多不多，群众生活好不好。”“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就肯定不是好政策。”“生产的发展，是关系群众生活的最大实际，是广大群众最根本的要求。”“抓住生产，就抓住了民心！”“脱离生产，必然脱离实际，也就必然脱离群众，就会失掉民心。”“生产好了，群众满意了，什么事都好办。”
阎红彦认为，要发展生产，边疆稳定是个大前提。1960年12月8日，根据中央关于西藏必须采取稳定发展方针的指示，省委关于边疆地区执行“十二条”的指示提出：边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阎红彦说，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保证边疆的稳定局面，以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斗争。边疆的一切政策措施，要服从大局，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团结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大多数，有利于加强对内外敌人的斗争。
云南农村“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边疆不提两条道路斗争，不搞“整党内走资派”，不能搞“文化大革命”
1959年12月5日，在开展反右倾斗争，强调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下，阎红彦对云南省边委的一份报告批示：在边疆不要笼统地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2年10月，中央要求全国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阎红彦和云南省长于一川研究认为，云南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进行思想教育，而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开展这项运动。这个想法请示邓小平得到了支持，后经省委常委会和扩大的工作会议讨论同意。应各级干部的要求，省委于1962年12月21日发出文件。西南局常务书记看到文件后，指责这是公然违抗毛主席讲话，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唱对台戏，进行严厉追查。
阎红彦非常反感，说：“简直是教条主义！现在云南情况刚好一点，是不是也要把它搞乱？让人民吃不上饭？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他为此夜不能寐，后来说：“老顶着也不行。我一个人倒了不要紧，不能把省委其他同志都牵连进去。”他给西南局常务书记写了信，承认文件的提法有错误，说明了情况，承担了责任。但始终得不到回音。
1963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阎红彦。会后，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他听取了省委的检查，并到农村做了调查，肯定了云南的农村形势，说问题在于对阶级斗争思想认识不够，文件的文字处理欠妥。为时半年的这场风波终于告一段落。阎红彦深有感触地说：“想给老百姓做点好事，真难啊！”
1965年1月，中央发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纲领。阎红彦根据实际情况和前两年蹲点、试点的经验，提出无论点上、面上，都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对边疆民族地区，他先是提出1963至1965年暂时不动，后经反复调查研究，提出“边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在他的坚持下，省委决定边疆社教运动的内容是五抓（即抓培养民族干部、抓生产、抓生活、抓文化教育和抓卫生工作）和两带（科学知识、先进思想）。
1966年8月23日，昆明地区造反派开始“炮轰省委”和批斗阎红彦。11月，云南各级党政机关被冲击后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阎红彦在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忍辱负重，坚持原则，坚持省委的集体领导。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查抄、进驻了这位开国上将的家。他的生命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他仍一再强调：“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搞‘文化大革命’。”12月27日，省委为纠正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错误，发出《关于师宗、玉溪等县一些单位取消回族食堂，强迫回族职工吃猪肉的通报》，要求坚决制止。此时距阎红彦被害身亡只有11天，距省委被“造反派”夺权仅仅一个月。
不能因为建国营农场就向傣族群众征地和让他们搬迁
1960年，我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之中。橡胶，作为关系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战略物资，在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德宏试种成功。农垦部在西双版纳筹建的国营农场，解决了发展计划、资金、技术和职工队伍等问题，需要云南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土地的划拨和征用。阎红彦到西双版纳调研时，农场方面提出，考虑到橡胶属于战略物资，只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不宜让群众个人种植。为了落实种植计划，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种种矛盾，便于管理，要求云南帮助解决在农场规划范围内居住的傣族群众的搬迁、安置和向他们征地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要求是合乎逻辑的。人们没有想到，阎红彦十分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和许多细节，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他说，要不要向农民征用土地和让傣族群众搬迁，既关系到橡胶生产的发展和农场建设，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还涉及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处理得好不好，影响重大。
他指出：我们掌权了，有些干部往往只简单地考虑运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上级任务，而不注意从实际出发，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群众商量。本来想更好地完成任务，却往往事与愿违，也损害了与群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