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重读冯玉祥　再看国民军

作者：马长虹





　　国民军成军于1924年10月北京政变，结束于1927年4月下旬，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虽然国民军存在的时间仅有两年六个月，但是这两年六个月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直、奉、皖、国、鲁、晋各派军阀的纵横捭阖，国民党、共产党、苏联、日英美法等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以及伴随其间的溥仪被逐出宫、北洋集团再分裂、中山先生辞世、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南口大战、大革命失败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使这段历史显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新书《国民军史纲》，以国民军为主线，将这段纷乱的历史进行了梳理。
　　以往出版的有关国民军的专著，或为冯玉祥西北系军事集团人员撰写，局限颇多；或偏重于论述冯玉祥在国共两党帮助下的“进步倾向”，而较少论及其负面，对一些与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略而不论。本书作者皓首穷经，二十余年来遍阅史料，以求实存真的史学精神结成了《国民军史纲》一书，为全面认识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拨开了重重迷雾。
　　国民军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者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行伍出身，辛亥革命前为北洋军第二十镇管带（即营长），并参加了滦州起义。1912年—1915年，在袁世凯亲信陆建章的扶植下（冯妻刘德贞为陆之内侄女），冯迅速被提升为旅长，所部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为冯氏起家的资本。此后,冯参与反袁护国，反对张勋复辟，支持护法战争。1921年，冯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师，冯任师长，兼陕西督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河南督军。冯虽依附曹锟却非曹嫡系，故始终受到直系吴佩孚等的排挤，被调任陆军巡阅使闲职。冯勤于练武习文，且治兵有方，颇重视军队教育，或宣扬传统道德，或求诸西方基督精神，但始终缺乏明确的政治理念。
　　冯玉祥因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而名声大噪。冯、胡、孙在北京政变后组成了国民军并分任国民军一、二、三军军长，冯兼任总司令。冯玉祥驱逐逊清废帝溥仪出紫禁城，又数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一时博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然而，冯玉祥并不理解孙中山事业的意义，在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同时，又促段祺瑞复出主军，加张绍曾为总理主政，试图把各派政治力量纠合在一起，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奉系张作霖挥师入关，在追歼直系残余的同时更欲染指京畿。奉张害怕冯玉祥独控北京政权，极力捧段再起；参与策划了北京政变的段祺瑞此时已无军事势力，只有靠奉、国两大实力派的支持才能上台。冯、张均力主对长江各省直系实力派用兵，段则坚决反对，试图保存直系残余为己用，以维持对奉、国两系的政治均势。冯玉祥在各方的军政压力及既得利益诱使下，改变了自己拥戴段孙合作，建立一个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的政治初衷，最终和奉系及段祺瑞达成了组成执政府的政治交易，段以执政名义集元首和总理于一身。段祺瑞独自出山总揽大权使冯玉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仅无法向孙中山等左派人士交待，国民军所获实际利益比期望的又少得多，在奉军的强大压力下冯又不敢力争。这种结果是冯玉祥军阀实用主义立场及个人性格所决定的。冯玉祥一生中，在很多重大军政事件的处置上都有虎头蛇尾、瞻前顾后、摇摆不定的特点。这在北京政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北上途中所说的：“当初北京发生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色彩，后来……就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别种力量的牵制，不像革命运动。”
　　孙中山北上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则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与之在政治上相对抗。国民军在总体上对“善后会议”是支持、捧场的态度，并力争在会上谋取更多权益。善后会议的前前后后，国民军一、二、三军配合得相当默契和巧妙，使自己成为会议的最大收益者。会前，冯玉祥为急剧扩充到15万人的国民军一军争得了较稳固的地盘和军队编制；会议期间，国民军二军巩固了其在河南的统治地位，并为国民军三军取得陕西奠定了基础。本书用大量史料，证明冯玉祥《我的生活》及李泰《国民军史稿》中称国民军及冯本人对“善后会议”持反对立场，实属不实之词。
　　冯玉祥等人对国共两党及苏联的实用主义政治态度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当段祺瑞复出已成定局之后，冯玉祥十分明了，国民军很难和皖段及奉张长期合作，段、张之间也有矛盾，但在政治问题上却有很多共同点。国民军一军虽然控制着北京，但在政治上没有掌握中央的任何权力，军事上又承受着奉系的巨大压力。冯玉祥急需扩充所部军队，但他既无金钱又无武器，所以只能向国民党靠拢，并由此而从苏联取得军火武器，舍此别无他途。中共、国民党、苏联也将冯玉祥的国民军作为联合的对象。冯玉祥接受左翼力量的一些建议，如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允许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军中公开活动等等。有鉴于此，左翼政治力量均认为冯玉祥有较大的进步；中共也认为国民军倾向革命，是一支区别于奉直军阀，“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右翼势力则攻击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在华的外国记者都不再称冯玉祥“基督将军”，而改称他“赤色将军”了。实际上，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政治表现有复杂的背景，其“进步”的局限性极大，功利实用色彩颇浓，往往处境困窘时与孙中山联系较多，反之则少。苏联顾问也抱怨说：“冯在军中对政治工作严加限制，只是在需要和符合冯的利益时才许可。”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其他军阀相比还是有区别的，他背后没有帝国主义，并始终表现出坚决的反帝立场和爱国热情。所以，他有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基础。但是直到南口大战前，冯玉祥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变化。
　　多年以来，学术界对冯玉祥及国民军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评价甚高，认为是“国民军思想划时期之转变”，“从此，冯玉祥对基督教的信念彻底幻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摘掉了自己“基督将军”的帽子。实际上，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冯玉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最感兴趣，本身又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与一些反动军阀人物在“五卅”运动中的沽名钓誉式的表态有区别。在20世纪20年代反帝群众斗争日益高涨的大背景下，冯玉祥能够言辞激烈地表态，并坚决地采取了一些支持群众运动的举措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本书作者研究发现，在“五卅”运动爆发后，冯玉祥并没有立即公开表态，其发通电的时间比岳维峻（二军胡景翼的继任者）、孙岳还晚四天。冯玉祥之所以到6月8日才发通电表态，是顾虑到支持人民斗争会增加自己的“赤化”色彩，所以先去征得了奉系张作霖的赞同后才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1925年7月13日，“五卅”运动尚在高潮之中，冯玉祥就发出了有名的防止“赤化”的通令。他认为共产主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正如李大钊曾对苏联顾问说的：“你们以为冯玉祥当真有志于革命活动吗？即使他再活这么多年，他也成不了革命家。”
　　1925年11月22日，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在直隶滦州发动了反奉战争，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郭松龄起事前曾同冯玉祥达成反奉密约。密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保证奉系李景林在直隶地盘的基础上再得热河。郭松龄深知自己要想反奉成功，必须得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即必须得到李景林的支持。但是，原本态度犹豫的李景林最终参加了反奉密约是冯玉祥未曾预料的。北京政变后，正是这个李景林把直隶从国民军手中夺走的，使国民军失去了惟一的出海口。国民军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当看到郭松龄的军事发展异常顺利时，国民军悍然违反密约中保证李景林地盘的约定，进军直隶、天津、热河，将本来已成盟友的李景林又变成了敌人，使郭松龄反奉功败垂成；否则，不待北伐奉系已被打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将郭松龄反奉失败的罪责归于李景林而闭口不谈自己的背约行动，实为替自己开脱责任。
　　对大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长期存在重南轻北之弊。其实，北伐战争的胜利除了国共两党浴血奋战之外，实得益于北方历时四个月的“南口大战”。1926年4月下旬，奉、直、晋三系军阀组成“讨赤联军”，总兵力五十余万，在多伦—南口—晋北绵延千里的战线上向国民军发动进攻，而攻击的中心点就是北京西部的南口。国民军十六万人坚守南口四月后撤退到了绥远。本书作者认为：南口大战是中外反动派对国民军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判断错误造成的。一方面，他们视广东国民政府为偏师，不予重视；另一方面，竟把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一心想留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国民军当作了主要的围剿目标。阴差阳错，国民军充当了“革命的盾牌”。南口大战历时数月，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了直系吴佩孚主力十余万人，北伐军乘机在两湖用兵，一举成功。南口大战，应视为国民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与北洋军阀集团决裂的标志。冯玉祥及国民军从此转变为有比较明确政治纲领并站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武装力量。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不过是将上述转变公诸于世罢了。
　　一个历史人物或为革命者，或为反动者，除了本人的主观因素外，历史大势的影响，甚至造化弄人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断无天生的革命者与反动者。作为史学家去论史论事论人，应能做到正面事不溢美，负面事不隐讳。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称持平之论。以此衡量《国民军史纲》，是当之无愧的。
　　
　　（责任编辑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