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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五七干校
作者：刘 晓
初识费老
1956年8月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这里汇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民族史、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学者。像担任系主任的蒙古史专家翁独健，系副主任，社会学、民族学教授林耀华和清史专家傅乐焕。还有早就蜚声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以及王钟翰、张锡彤等老一辈学者。
费孝通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国务院中国专家局副局长，又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他曾给我们系的师生作学术讲演，讲在云南彝族、傣族、景颇族地区的调查实践，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滔滔不绝，不知疲倦，大家听得饶有兴味。记得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他面对全校师生说：我马上又要下去调查了，作为当老师的不能不下去作社会调查。因为你们就好比像待哺的羔羊，我们好比母亲，下去调查就是将捕捉到的青草，变成鲜美的奶汁，再补充到你们身上。否则我们拿什么营养和有价值的东西给予你们呀！
费先生当时的讲话内容还有许多，就是这几句简短的比喻，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成了“罪状”之一，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说他的讲话是向各族师生“放毒”、“什么调查是获取奶汁，是蓄意向党进攻、毒害青年的毒汁毒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明明知道这种批判是歪曲原意，无中生有，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费孝通是钦定的右派，谁能扭转这种局势，谁能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在学校范围进行了一个月，1957年的暑假前，方告一段落。暑假后，学校的政治空气依然肃穆紧张，而学习空气却一天天淡薄。被戴上右派帽子的老师，像系里的吴文藻、费孝通、王钟翰等人，从讲台上消失，学生们都不敢去接近他们。此后的几年里，他们和学校研究所的一些人被编在一起成立小组，默默无闻地去整理史料，翻译边界问题的资料。尽管后来得到了所谓“摘帽”改正，但在政治上学术上依然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也仍然无法像正常老师那样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去接触学生，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
发往干校
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作为培养教育人才的高等院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中央民族学院也不例外，在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混乱中，潘光旦先生和傅乐焕先生遭到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先后离世。此后全校师生分成两派，打起内战来。一些关在“牛棚”的“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因为两派内战不休，无暇顾及对他们的管束，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快军工宣队开进学校，实现两派大联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又成了审察的对象，政治空气突然又紧张起来。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出了战备疏散第一号命令，北京的机关、学校大部分人员要疏散到外地，开往五七干校去接受锻炼和劳动改造。中央民族学院的五七干校设在湖北省潜江县的广华寺，简称沙洋干校。动员令下达后，学校第一批发往干校的人，首先考虑的就是打入另册的五类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等等）。费先生当然名列其中，那年，他已是快满60岁的人了，同样要和学校的广大教职员工一起，收拾行囊，告别妻小，登上去往湖北沙洋干校的火车。
设在潜江沙洋的所谓“五七”干校，其实是湖北潜江县的一个劳改农场，在我们全校教职员工到达时，留场就业的劳改犯人还没有全搬走。这里既无像样的房舍，也不见其它设施，只有几排原劳改犯住的简陋房舍和管理劳改犯的办公用房，外加羊倌房和几间烤烟房，还有稍远的农具和拖拉机仓库，总共不足百间房子，能住人的充其量才有六七十间，当时我们开往干校的有700多人，其中不少是携家带口全家搬走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如何安置？大家守着像山一样大的行李堆，静静等着军宣队的安排发落。成年人和老年人还可以忍饥耐渴，小孩子们等不及，一个个哭闹起来，喊着要东西吃，要水喝。费先生当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一旁，看着教职工们焦急和无奈的表情，心里也急，他默默地找到自己的行李包，从里边掏出从武汉带来的吃食，分给周围饥渴的孩子们。
接近傍晚的时候，大队人马才算分批有了安置。可是由于房子少，男女必须分开，每间房子内都用刚刚砍下来的树干搭起的双人铺，上下各住8人，睡下去只能侧身，翻身都很费劲，全家搬下去的职工，也只有老年夫妇才能得到一点照顾，可以住在一起。
除了住房的拥挤，喝水也成了问题。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打井，搭建食堂。我们历史系的职工，也和其他系职工同样按军队的编制组成，我们历史系是一个排，排下边是班，我和费先生同分在一个班里。由于班里老年人居多，被分配参加打井的辅助性劳动。打井这种活，谁也没有干过，气力不够，又不会巧干，挖不到两米深，出了水，个个脸上身上溅满了泥浆，活干的很辛苦，但是彼此看看满身的泥浆、花脸，都互相开着玩笑，用这种方式排解内心的不悦。不久，挖井工程完成，开始供水，解决了几百人的喝水问题。沙洋的水质不太好，但是水是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所以喝起来还觉得甜滋滋，另有一番滋味。
挖井工程过后，我们班又转去搞基建盖房子。壮实年轻一点的教师调去拉沙子和泥，年老的、女同志当小工，将拉到工地附近的砖，一块一块的传到砌墙师傅的手中。一天干下来，对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老先生们来说绝不轻松，即使年轻一点的教师，也累得腰痛手疼，不愿动弹。这种繁重的劳动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班，除了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老人外，后来又从北京和湖北咸宁两地将吴文藻、谢冰心夫妇也调来编在我们班里，参加盖房子的劳动。大家在学校没有很多机会能“四世同堂”（指从吴文藻先生传承到费孝通、林耀华先生再传到我们，共四代师生关系），可是沙洋干校的特殊环境，却把几代师生聚拢到一起，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大家互相照顾、互相鼓励体贴，成了一个大家庭。患难出真情。劳动中，班里的老弱妇孺组织起来，年轻的帮助年老的，大家协手照顾说笑不断，感情更加融洽，劳动效率也渐渐高起来。
费孝通、林耀华虽已年近花甲，可是在老师吴文藻、师母谢冰心面前，仍是小学生。传砖时，费先生不忘关心照顾他的老师，主动站在吴先生的前边，每递一块砖，就多走两步，凑到老师身边，将砖送到吴先生手里，用此办法减少老师的劳累。他还时常到谢老太（在干校时大家都这样称呼谢冰心先生）那里问寒询暖，送去吃的，生怕师母有个闪失。这种无言的尊师风范，让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别人看来他们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或许缺少人之常情，但是干校的相处，让我看到了他们身处逆境，彼此间的师生情谊非比寻常，即使在一些细微的事情上，都自然地显露出那种待人诚恳大度和为别人着想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沙洋干校的劳动生活刚刚稳定下来，干校领导就通知我们四连和二连共出8个人，一起到干校附近的红桥大队红桥生产队插队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锻炼，军宣队指定我们班出3个人，两女一男，我和费先生榜上有名，同分在一个生产小组。在农村的40天，和费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劳动，彼此照顾，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也更进了一步。
红桥生产队是江汉平原上的一个贫瘠的农村，下属的第三生产小组，总共不到10户人家。这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农民生活很苦。住房是篱笆墙搭成的草房，四围见天，村子里没有井，到处有水塘，吃水吃村边池塘的水，人畜共饮，水的混浊情况，可想而知。下雨天被子衣服全是潮湿的。我和队长商量，把费先生安置在贫农张万洲家，我住在林业队长家，中间相隔两户，其他6人安置在离我们较远的生产队队部周围。张万洲家共四口人，都有劳动能力，家境稍稍优越些，比我的住户（劳力少、孩子多）强很多。我们每天都要和生产队的老乡一起拿上农具下田劳动。费先生起的早，每天上工前都是到我的住户门前叫上我，然后一起出工。插队期间，正逢江汉平原上摘棉花的季节。一望无际的棉花地，白花花的棉桃挂满枝头，让人看了感到心旷神怡，十分振奋。我和费先生都出生在江苏，从未见过这么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惊异之后，见到大朵的棉花便手忙脚乱地抓摘起来，一天下来，看看篓里的棉花并没有摘多少，而我们两个的手指都被棉壳、枝杈扎出血来。老乡们知道后，都围过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急，教我们如何摘的方法。费先生对我说：“摘棉花看似简单，其实也是有学问的，不学习的话，我们是要吃苦头的呀！”收工时，老乡们个个背篓里满满的棉花，可我们仅摘了一二十斤。经过几天的磨炼，我们的两手变得灵巧了，精神也放松了许多，摘的速度加快了。有一天费先生竟摘了40斤棉花。40斤重的棉花背篓，对长年劳动者背起来不算什么。然而对费先生来说，却是不轻的负担，社员们看到他很费劲，抢着帮他，他不干。我想他是怕在老乡面前丢面子，不肯接受帮助，当离开人群过沟坎时，我想去接过他的棉花篓，他也不肯，偷偷地说：“非要自力更生闯过这一关。”说话间，他背着棉篓下田沟，陷到泥浆中，我焦急地放下自己肩上的几十斤棉篓去拉他，他却笑嘻嘻指着两只不停顿挣扎的泥脚说：“刘晓你看，真个越陷越深，拔不出来了，但我一定要拔出来！”看到他的样子，听到他所说，我先是心中一酸，很快转念接过他背上的背篓，使劲地拉他。当他走出泥沟，又笑着打趣地说：“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又过了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