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我了解的杜润生
作者：张根生
我与杜润生同志从南下时相识、相知到结成友谊，已有50多年的时间了。他一生从事我国的农村工作，为我国的农村体制改革、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和发展农村城镇化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2005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润生的一部重要著作《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出版社推介说：“杜老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是公认并具有深刻影响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杜润生同志生肖属牛，他的一生恰似探索农村改革的孺子牛，一生历经坎坷，始终默默耕耘。
土地改革开新篇
杜润生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西省积极参加反抗日寇的武装斗争，并从事地方党政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批跟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实施战略大反攻，任中原局秘书长，以后又到皖西北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我是1949年4月在河南省开封认识杜润生同志的。当时我们是中央大批抽调南下干部的最后一批，由晋中区党委为主抽调三个地委班子，察哈尔、冀中各抽调一个班子。目的地是湖南省。因为那时大军还未渡过长江，中央便将我们送到河南巩县待命。碰巧这时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扩充机关力量，要求从分配到各省市的南下干部队伍中各挑选一些人去机关工作。这样我便和任雷远到了中南局研究室农村组任研究员。中南局为了加强农村工作，又先后调来陈洪新、周宇博、薛经纶、杜瑞芝、李友九、刘因等一批地专级干部。当时接见和安排我们工作的领导就是杜润生同志。那时他是中南局的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他首先安排我们参加学习，并告诉我们准备进驻武汉。
那时全党及解放区正在学习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根据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告全胜，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我军各路大军正在作渡江准备，要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故此，二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以城市带动农村。从当时全国的局势来看，党中央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当时中南局所辖的六个省（两广、两湖及河南、江西）的情况来看，除河南省有一部分是老解放区外，其余都是新区。有些省虽有一批游击队武装和地下党组织，但绝大多数农村没有党组织，虽然占领和成立了县、区政权，而农村广大基层政权仍为地主恶霸所掌控。针对这种情势，首先是林彪与杜润生商谈共同认为：根据北方的经验，在刚解放的新区必须先进行土改工作，才能建设成巩固的解放区。然后正式提到中南局讨论，林彪、罗荣桓、邓子恢、李雪峰等一致同意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仍应首先放在农村的主张。杜润生起草，以中南局名义正式报告给中央，主张将工作重点首先放在搞好有三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上，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农村基层政权。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中南局的这一报告，并且批转到了各大区参照执行。1950年7月1日，中南局召开纪念大会，林彪代表中南局所作的报告主要内容，也就是经党中央批准的中南局决定将工作重点首先放在农村的方针。我曾参加了这次会议，深感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
1949年11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召集华东局、中南局的同志开座谈会，研究新区土改政策问题，中南有杜润生、我和任爱生（湖北省农工部长），华东是刘瑞龙参加，少奇和朱德同志亲自到会听取意见。当时中央的意见是：重点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保存富农阶级，以利于缩小打击面，尽快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在开展讨论时，总的指导精神大家都是同意的。华东局刘瑞龙主张完全不动富农的土地，包括出租部分。但中南局根据本地区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由杜润生在会议上发言，他说：“邓子恢同志主张，因为据调查南方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比率较低，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四十多，为了使贫雇下中农能多分到一点土地，所以主张征收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分给贫雇农民，这样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根据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原则上不动富农的土地，但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规定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贫雇农民。过后，从中南各省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这样一方面使富农保存了富裕中农的土地数量，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广大贫雇农的要求，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紧接着，中央又召开了有一些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研究如何加快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由于杜润生参加过1946、1947年华北老区的土改工作，南下后到阜阳任地委书记时又参加过新区当时称之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过左土改，有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因此，他在会议上提出新区土改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首先重点打击地主恶霸，消灭土匪；同时减租退押，适当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初步组建农会或贫农小组，为下一阶段的土改打下基础。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并建立农会和贫农团组织，发展党员，使农村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贫雇农骨干手中。后来也有的提出三阶段，把组织建设也作一阶段。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此主张曾给予充分肯定。杜润生同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分阶段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得到了与会中央领导和各新区负责同志的高度认可。中央领导曾明确指示各新区均应按照杜润生所提意见执行。事后回想起来，杜润生同志的工作富有创造性，为新解放区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经坎坷学新知
杜润生同志并不反对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在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后，以邓子恢为部长，杜润生为秘书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便发动农民搞互助组并试办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初级合作社，探索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新路子。为了保证这次农村体制改革既稳步发展，又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了巩固合作社的标准是：使入社人员的收入逐步达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但这个正确的主张却被毛泽东同志错误地批评为像“小脚女人走路”，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受到点名批判，随后免去了杜润生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和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杜润生开始是准备下放到海南岛工作的，在1962年中央在广州召开科学会议时，我去东方宾馆看他，他曾说及本来要去海南岛了，后来毛泽东念其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提出过好的意见，有才能，而且作出过贡献，才改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组副书记和秘书长。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杜润生同志虽处逆境，仍不忘报效国家，他十分关注世界先进国家科技发展的新动向，总结他国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呕心沥血地参与规划我国科学发展的蓝图。张劲夫（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同志说：杜润生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为起草和制定我国科学长期发展规划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这一段时期，正如杜自己所说：“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参见《杜润生自述》第75页）
在杜润生一生中，这是一段重要的时期。除了对科学工作的贡献外，他读了许多书，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知识的积累为他复出领导农村工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预计农民要在摆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共同体中各自孤立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逐步摆脱对物的依附和对人的依附，从而拥有一定个人财产权利，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交换，最后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在思考，如果靠将农民的土地财产充公去形成“联合体”，则难以生长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难以摆脱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另一方面，被依附的队长、社长也容易变成特殊于群众利益的权力垄断者，出现像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所发生的消极现象。因而要另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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