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许集美冤案始末
作者：苏双碧
杰出的地下工作者
许集美，福建晋江安海人，1924年8月出生在一个华侨知识分子家庭。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当地知名的养正中学。1939年，年仅15岁的许集美，由该校地下党员邓贡直、林松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弥漫着大江南北。为了保存实力，党改变斗争策略。经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批准，许集美在当地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借此身份掩护，为党作了许多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安溪县工委书记、厦门市工委书记、闽中地委委员兼泉州中心县委书记、闽浙赣游击纵队泉州团队指挥员兼政委。1948年，他经过精心策划，摸清敌情，虎口拔牙，大白天打进泉州监狱，成功地救出被捕的地下党同志。此举轰动泉州城内外，街头巷议游击队劫狱的壮举。
许集美白区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切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1948年福建解放前夕，由于闽浙赣省委领导人曾镜水错误判断福州城工部是个叛徒、内奸组织，下令残杀福州城工部所属100多名各级党的领导干部，造成我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惨案。此后闽浙赣省委又让闽中地下党下令游击队负责人许集美等公开张贴布告，解散厦门城工部。这就意味着要对厦门城工部开始镇压。要许集美亲自去屠杀自己的同志，他怎样也下不了手。他一面推迟贴出布告，一面暗中通知厦门城工部成员逃到香港或其他地方，避免了我党的一次重大错误，拯救了这些革命同志的生命。许集美这种敢作敢为的胆略和气魄，在当时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的。
1948年上半年，闽浙赣省委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计划组织武装人员到闽浙赣边界活动，但缺乏经费。曾镜水要许集美在一个半月里筹集80两黄金。当时许集美是泉州中心市委书记，他和部下再三研究，因为80两黄金不是小数字，无法零星筹集，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华表山草庵主持人广空法师身上。许集美向广空法师如实说明原因并晓以大义。广空虽未接触过共产党，但传闻中印象不坏，就答应要帮这个忙，并亲自写信要他弟弟准备了100两黄金，许集美嘱咐以“泉州人民游击队”名义开了借条，并以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负责人身份承诺“只要经济略为好转，一定如数奉还”。100两黄金解了闽浙赣省委的燃眉之急。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广空法师为修葺草庵提出要回100两黄金，许集美等向省里打了要求偿还100两黄金的报告，并很快得到落实。广空法师盛赞“共产党言而有信”。
许集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他作风深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历经十余年的艰苦斗争，居然如履平地，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受过伤。1949年，他策反国民党325师一名副师长倒戈起义，又策反驻守福州北大门的国民党50师参谋长陈盘庚阵前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立下汗马功劳。1949年8月31日，解放泉州时，他率领游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泉州城区，为人民解放军进入泉州起了前导作用。泉州中心县委向党移交所属地下党员2232名（不包括所属的厦门市和屏州工委的党员数），正规武装626人枪，脱产武装2647人枪，为党奉献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财产。
“莫须有”的“地方主义”罪名
泉州解放后，许集美先后担任晋江县县长、泉州市市长、晋江行署专员等职。在支前、剿匪、土地改革、镇反，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许集美只因是地下党人、白区工作者，一次次遭受打击迫害。1958年福建突然搞起所谓“反地方主义”，把原闽中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许集美、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政籍，工资降五级，押送劳改。原闽中地下党的一大批干部受到株连，被批判、处分和判刑。
那么，“地方主义”的罪名是怎样来的呢？福建大部分地盘属老区，长征时，从福建出发的红军人数就有二三万人，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红军长征后，福建地下党领导的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分布在全省农村进行斗争，一直坚持到福建解放，被称为“红旗不倒”的典范。但是在解放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部分同志中有一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为此，一些原地下党人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发点牢骚，说几句过头话，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由于“左”的思想作怪，在历次运动中，有些人总以整人为快，胡乱上纲。例如当时他们批判的“红旗不倒论”、“忘本论”。“红旗不倒论”是黄国璋对下放干部作报告时讲的，他说：过去有两个考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老区斗争、红旗不倒”，“现在我们还要求老同志保持红旗不倒，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忘本论”原是王一平在省委召开的老区座谈会上讲的，他说：“不少群众向我们反映老区存在的问题，当时只做一般的解释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忘本思想。”类似这些说法，无非是指要坚持老区的革命精神，不忘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这个“本”，却被歪曲成“搞‘地方主义’的人提出‘忘本论’、‘还债论’、‘红旗不倒论’，宣扬斗争性，煽动和组织这些人向党进攻”。经这样一上纲，原本是正面、积极的言论，顿时变成“向党进攻”的毒草，属敌我矛盾。
其实，当时许集美并没有参加省委老区座谈会，但作为原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关心老区座谈会是理所当然的。他趁郑种植到福州出席政协会议之便，让他去看看黄国璋，顺便了解一下老区座谈会的情况。郑先后两次见到黄国璋，黄谈了老区座谈会的情况，并向郑询问了晋江地区地方干部的情况。郑回泉州后，把这些情况告诉许集美。这本来是个极平常的问题，却被歪曲成“许集美派郑种植三找黄国璋（实际上郑黄见面两次），面授机宜，正式加入了反党集团的一股”。既没具体行动和具体材料，就把许集美定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之一，进行严酷的迫害。
1963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福建省委成立甄别小组，对此案进行认真调查。认定当时定罪所据材料都不能成立，给予平反。省委决定撤销“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党籍的决定”，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职务和名誉，并向他们道歉。许集美平反后，调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共三明地委副书记。可是时隔不久，十年动乱又开始了。许集美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进行长期关押审查，遭受残酷的迫害和批斗。最后，确实找不到他有什么大问题，只好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莆田县委副书记、莆田地委副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等职。“四人帮”垮台后，许集美松了一口气，认为又可以认认真真为党工作了，万万没有料到当时省里的主要负责人却借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清查运动，炮制了一个所谓“四○五”案件，诬陷“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许集美同志再一次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
“四○五”冤案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关于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福建省委的某些人不去认真清查“四人帮”在福建所犯下的罪行，而是又一次把矛头指向地下党干部。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的福建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华东组发言时就提出“原福建地下党干部黄国璋（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许集美（莆田地委副书记）等极少数几个人，长期以来，打着山头帮派旗号，利用派性，幕后操纵，干了很多坏事。”并说“这几根‘地线’不挖掉，一有风吹草动，又会兴风作浪，后患无穷。”上面一声令下，下边跟着就来。同年4月12日至25日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当时的莆田地委第二书记在会上发言时竟然说：“现已初步查明，‘四人帮’插手莆田地区，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或叫三条黑线……一条是地区的许集美、莆田的张庆、永泰的程国良、仙游的林柏椿、福清的黄世铨、陈木水、平潭的余兴铨等人（被点名的都是担任地、县委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干部）通向黄国璋等人的‘地线’。这伙人是埋藏在福建党内的一个反革命帮派，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他们披着‘老革命’外衣，干着反革命勾当。”4月25日，省委主要负责人在闭幕会上讲话时又说：“我省乱而复治，治而复乱，几经反复，根子就在‘四人帮’支持的我省那几股帮派势力，为首的除了陈、郑、庄、李一伙以外，还有黄国璋、许集美、朱义斌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