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潘汉年在劳改茶场
作者：黄禹康
潘汉年，一位参与过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传奇人物。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1955年4月，他突然以“内奸”罪名被捕，并被判刑，开除党籍，酿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5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洙江茶场劳改。1977年，他因长期的监狱生活和久病未能治疗，终于含冤去世。洣江茶场成了他人生的最后驿站。
分开关押8年的患难夫妇，相聚在洣江茶场
1975年5月，根据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潘汉年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公安部秦城监狱移送潘汉年的公文这样写道：“湖南省公安厅：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潘汉年于5月27日在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公安人员的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3天前已赶到长沙的妻子董慧会合后同赴洙江茶场。
潘汉年夫妇被分开关在秦城监狱，已整整8年没有见面了。虽说潘汉年还重压着一大堆帽子，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这次重又相逢的喜悦。他俩有说有笑，十分高兴。他们对前途已不抱什么奢望，只求能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洣江茶场，地处井冈山下的湘赣边界的湖南茶陵县境内，这里除有少量的茶场干部职工之外，绝大多数是已判了刑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人。当时，无罪而被判有罪送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包括“文革”前的一些“右派分子”，“文革”期间的一些所谓“现行反革命”。
为了安排潘汉年夫妇的住处，茶场还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初是要在关押犯人的监房旁边，为他们单独修一座小平房，图纸画出来了，预算也造好了。但当时上面要求，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给他们的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于是，茶场为他们安排了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小平房坐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大约有25平方米，内隔成两间，其中一间为灶屋，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这对潘汉年夫妇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所以当茶场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
患难夫妇相依为命，依依亲情苦撑余生
潘汉年夫妇俩，一个年近七旬，一个也接近花甲。潘汉年面容消瘦，行动已不太自如，但是每天总是5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有时出去取报纸、买火柴、买菜。每逢买菜人多时，就在后面排队等候。潘汉年还读些从北京带来的马列经典著作和鲁迅文集。有时间就用手推车推着白发苍苍、下肢行动不太方便的董慧外出散步。因而董慧常开玩笑说，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同在茶场“劳改”过的阳江，在谈到他1976年初见到潘汉年的情况时，回忆道：我第一次在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当时场部要举办文艺汇演，我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着破旧的藏青色毛料衣服，手提篾织的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场。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苍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革命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星空，发出声声长叹……
潘汉年夫妇在洣江茶场生活期间，虽然蒙受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质给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的旧衣服送给茶场的文工团作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让去他们家串门的同志尝尝他们亲手做的饭菜。茶场的干部、群众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而尊称他们为“两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着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次，当他们经过蒋会计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食品招待他们，这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潘汉年夫妇每月各有生活费100元。为照顾董慧行动不便，茶场特征求他们的同意，选派了干部家属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在生活上虽然得到了一些照顾，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没有通信自由，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董慧虽有公民权，但也有茶场指定的人对她进行管理教育。她有通信自由，但又不准泄露包括她们夫妇情况的“机密”。她与香港亲属通信，要经省劳改局批准。
董慧的弟妹大多数居住在香港，有的还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又很爱国的人士。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洙江茶场劳改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董慧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都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曾经过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应感谢的。”他们还请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转达对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问候，要他们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