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
作者：林 晰
1966年春夏之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事件的采访活动。亲历其境，感受真切，其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和悲哀。
从1966年开始的这场运动，至今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回忆其中的一些片断并把它真真实实地记录下来，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
我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
运动初期，我曾为这场打着“解放思想”旗号的运动所鼓舞，认为这将让中国人民冲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牢笼，可以使我们的人民和民族思想更为解放和性格更为开朗一些。所以我在“文革”初期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人民日报》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漫天浓雾。竟然找不到党中央的领导了！“上海为何突然向北京发难”等等一系列的不合常规的事情发生了，这使编辑部的同仁闷在葫芦之中。因此，《人民日报》编委会决定派出一个记者组（组长是资深记者顾雷同志，我是记者组五名成员之一），专程去上海摸情况，领导要求我们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千方百计地了解其中的缘由。事实上，上海市委已事先对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封锁措施，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注意，电话也被窃听，结果是一无所获地回到北京。这充分说明，《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已经是徒有虚名了。
为了紧跟“文革”运动的步伐，编辑部的许多同志被派往全国各地采访，目的是为“文革”煽风，力求“将功赎罪”，我也被派到成都。我到外地这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了。陈伯达带领的工作组（称记者团）在1966年5月下旬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吴冷西的权，发表了制造全国动乱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卫兵向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大举进攻的消息，从北京吹来的“造反有理”之风，也很快笼罩在古老的蓉城上空。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这座城市读过小学，成都的一切对我是那般熟悉。那一天，我独自坐在少城公园（后改为人民公园）回忆儿时的往事，而周围开始了异样的动静，一群群人聚集在一起，而且议论纷纷……在我回到新华社四川分社招待所的沿路上，发现成群青少年正在用石子儿砸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他们无所顾忌，而且显得有些理直气壮。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造反有理”吧。
第二天，市面上已是一片骚动，更多的年轻人在街头巷尾砸烂店铺的招牌，忙于改变街道的名称，有人追着剪女人的长辫子……一切开始破例行事了，使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的情景，也想起了“天下未乱蜀先难”的古话，让我的思想很不平静。中午，我来到玉龙街上的“陈麻婆豆腐饭庄”，原是想在这里尝尝儿时爱吃的“麻婆豆腐”，却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一场革命的风暴。只见几位工人师傅拿了菜刀，站在有人扶的梯子上刮去“陈麻婆”三个大字；在饭堂里，那些由名人题写的赞扬“陈麻婆豆腐”的匾额和“陈麻婆豆腐简介”牌，被取下来扔在墙角。“有麻婆豆腐吗？”我问。“只有麻辣豆腐，今天改了名。”一位女服务员回答。事情的缘由是，那天上午饭店职工学习“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有人就提出“陈麻婆是个资本家”，不能要这个招牌了，把它砸了当柴烧。当时也有人不太同意，但在革命的威力下，无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当时很为这件事所感动，这不就是“破旧立新”吗？及时地在现场赶写了一篇短通讯，题目就叫《麻婆豆腐易名记》，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见报了。我在这篇通讯的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话：“无产阶级的风暴冲击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这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店。”显然，我对这场革命取赞扬、肯定的态度。然而，我那时哪里会知道，正是这场风暴造成了祖国的全面灾难，也毁坏了我的家庭，夺走了我亲爱父亲的生命。
我上了台，又被赶下了台
不久，报社通知我尽快返回北京，因为内部的“文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社内运动初期那种恐怖的气氛未曾直接感染过我，那种残酷斗争所谓“走资派”的局面是我回来之后听说的。“当权派”已经一律靠边站，许多人挨了批斗，罚了跪，甚至挨了打。据说副总编辑胡绩伟同志被迫戴上了高帽子游楼，还让他拿着破脸盆敲打，高喊自己是“黑帮分子”、“三反分子”……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同志（即马铁丁，著名的杂文作家）在一次有组织的“牛鬼蛇神”游楼时，被迫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的耳光，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看看并厉声问道：“我是谁？”……在深受人格侮辱的情况下，笑雨同志当夜就跳水自尽了。临死前他还给自己的爱人写了“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的字句。在尊严和侮辱碰撞时，他选择了做人的尊严。
我在运动初期曾谈到过一些相当“左”倾的观点，因为那时我从内心深处是拥护这场革命的。例如，我认为应当尽快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即领导人工资收入不应超过技术工人的两倍；应该尽快在各级官员中推行民主选举制度，等等。这些观点其实都是从书本中来的，也确确实实是我心中真实的观点。当时我认为有些干部高高在上，甚至作威作福，听不得不同意见……我很赞成把这些人狠狠地“冲击”一下。正由于我当时的这些堂而皇之的言论和对运动的积极态度，在我从成都回来之后，很快就当选为《人民日报》国内部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同时任党的支部委员和行政领导小组成员，可谓是“一身三任”了。而当时“文革”小组组长又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成为部里的第一把手。我主持会议批判“当权派”，对问题有了决定权。当时最热门的革命行动是“抄家”（抄“当权派”的家），我也卷进去了。我记得由工厂造反派提出要抄聂眉初同志（当时任工商部副主任）的家，并要我也去参加。我虽然内心不很赞成，但已经是身不由己，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去了。我当时确有困惑：这种作法合适吗？所以在人们动手抄聂家的东西时，我只是在一旁观望，也防止有人趁火打劫。一次，批斗安岗同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我是主持人，有人要他站在一张软椅子上，低头弯腰交待所谓“罪行”，并有人动手打了他几拳头。安岗同志战战兢兢地站在那软椅子上，身子摇摇晃晃，往日那种领导干部的气势一扫而光了。我虽然很同情他那时的处境(听说他患有高血压症)，当时的气氛却不能让我表白态度，我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后来有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以命令的口吻让他从椅子上下来，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久而久之，由于我领导斗争不力，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说我过于“软弱”，是“保皇派”，甚至认为是丧失了革命立场。所以在我当权两个多月之后，在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被赶下台来。为此我挨了批，并违心地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所谓“检讨”。
我虽然被赶下了台，还总想把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推上舞台。当其他部门的“造反派”扬言要来国内部夺权时，我就鼓动本部门的“追穷寇”战斗队（成员有黄采忠、尹品端等同志）赶快来夺我的权，并声言你们再不行动，我就要“引狼入室”了。这句话后来被认为是我诬蔑造反派的罪行之一。当时的局面真是一片混乱，“你方唱罢我登场”！我确实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了这番话，所以真真假假地“检讨”一番也就过去了。但“引狼入室”这句话，竟成了我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一时在报社传开了。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见闻
“文革”中，毛主席一共八次检阅红卫兵，除第一次检阅我在成都之外，其余七次我都参加了采访报道。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规模竟是如此之大——每次号称百万人（其中有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不满十岁的青少年）；受检阅的人竟是如此激昂——热泪盈眶，高呼万岁；宣传报道的声势和规模响彻云霄——整版的长篇通讯和通栏的照片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一切都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我作为党报的记者，每次检阅都登上天安门两侧的检阅台，而且选择站在离城楼最靠近的位置。有一次，我站在华表旁临时搭起的摄影台，居高临下，天安门广场上的“红色海洋”尽收眼底，有如一幅充满革命激情的伟大画卷。正是这一次，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的红卫兵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拼命地向前涌动，将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这时由解放军战士们挤出一条通道，毛主席则平躺在吉普车上，由林彪、周恩来、陈毅等人站在毛主席周围护卫着，车子才徐徐地开上金水桥进入了天安门。我此时站在摄影台上，与躺着的毛主席的眼光正好相遇，这是我距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也是看见毛主席最清楚的一次。那时毛主席的威望是如此之高，对他真是如同神灵一般的崇拜，说人们见到他时热泪盈眶一点也不过分，那时的我也是饱含着两眼的泪花，以那么清晰地见到他为人生最大的光荣。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他们都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在广场上或东西长安街上整整等待了一个整夜。由于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所以拼命地往前涌动，不少人被挤倒了，受伤了。每次检阅之后，广场上被挤掉的鞋子、帽子成千上万，足足可以堆成一座座小山。如果说，这是有如宗教信仰者对自己信奉的神灵的崇拜，那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我们这些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的共产党人，为什么竟会如此狂热？我至今也未能完全说得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