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李普今年八十八
作者：杨继绳
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著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河北省著名企业家孙大午，为彰示“两头真”的老人，还建设了数百亩树林，命名为“两真林”。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提出“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
作为记者的李普
李普作为名记者，我在上学时就知道了。真正知道他这个人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1973年，他从中南局调回新华社，在北京分社任社长。我在天津分社当工业记者。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天津工业形势述评，拿着稿子送到总社。工业组的老编辑华敏把我的稿子粗看了一遍，就从他的办公桌上抽出一篇稿子给我。这是一篇北京市的工业形势述评，北京分社刚发来的。华敏说：“这是李普写的，向名记者学一学吧！”我迫不及待地细读了一遍，果然名不虚传。那如虹的气势，那深刻的立意，那精密的结构，那洗炼的文字，使我钦佩不已。我赶紧从华敏那里要回了自己的稿子，躲在招待所里一遍又一遍地改了起来。两天以后，《人民日报》用“两虎把门”的版式，让北京和天津的两篇工业形势述评共享一版头条的位置。
位于天津市睦南道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在办公楼后的平房是一个放旧物、旧书的仓库。那里面有一大堆50年代初期的杂志。其中一套经济理论文章选集对我很有吸引力，上面收录的是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许涤新等经济名家的文章。在这套书的第八辑，收录了李普1950年写的一篇长文：《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我先是羡慕作为记者的李普能写出分量这么重的经济理论文章。我读了两遍，不仅学到了很多经济知识，更佩服的是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通俗。我从这里开始学习怎样用通俗的文字来表述深刻的思想。
李普的新闻写作是第一流的，这不用多说。李普坚持“新闻写作绝对不许虚构，必须每一点都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是新闻文字的第一生命。”因此，他一再强调“新闻报道不要盲目向文艺靠拢。”李普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他对用文学手法写新闻始终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比如某次高层会议和两三个人之间的密谈，有些作家写得如亲临现场，活灵活现。读者会问：你又不在现场，怎么知道每个人谈话时的眼神和动作？你又不是钻肚子里的虫子，怎么知道人家那么细致的心理活动？李普为这种“把真实的写成了可疑的”的作品感到惋惜。李普还创造了一种质朴的文风。他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词，他认为形容词越多，文章越不美；他在动词上很下大功夫，力求准确和贴切。李普写文章不用华丽的辞藻，直接把日常口语挥洒纸上。读者却感到美，感到有说服力。这正像金代一位诗人《谈杜诗》中所说的一样：“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
作为记者的李普，用他那质朴可信的笔，记录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面说的那篇文章记录、分析了开国六个月之内发生的一件安邦定国的大事。在新中国开国前后，李普的新闻记录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记录了开国大典，这些，都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作为记者的李普，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胜利和成功的喜悦，也见证了并评析了建国以后历史的“拐点”。他认为这个拐点是1953年。他认为“我们从1953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逐步走上正轨。”在这一点上，李普不仅是记者，而且是历史学家。不过，他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学结论，不是研究史料得出来的，而是实地采访和亲身观察和体验得来的。
他见证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那时他作为报道开国大典的记者，住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李普就从他手里接过了讲话稿和一张纸条上写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李普从名单上看到了“联合政府”的阵容：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非共产党人，56位委员中有27位非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中有四分之一的非共产党员。作为临时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的灵魂是新民主主义，把搞社会主义当作将来的事。这个共同纲领还“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李普很赞赏这个纲领。
李普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之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接着，“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国家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李普认为，新中国历史上“左”倾的弯路是从1953年放弃“共同纲领”开始的。
李普在他的新闻学著作中写道：“独立观察、独立思考、更是一个记者的命根子。”李普能看到、记录历史这个大拐弯，正是因为他守住了记者这个命根子。
李普为“共同纲领”被推翻而婉惜不已。至于为什么一个人的权力那么大，他的88个字的批示能够取代“根本大法”？为什么“共同纲领”这么脆弱，一个人的一个批示就轻而易举地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说。
作为官员的李普
李普是大官，官至新华社副社长，至今还住在副部长级的房子里。可是，除了房子大以外，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当大官的时候我和他没有见过面。这并不是他高高在上，而归于我的一种特殊的过敏症，对官员的面孔和眼神过敏，对官员鼻孔里发出的那种声音更是过敏。所以我对高官总是敬而远之。其实，李普并没有使我“过敏”的那种面孔和眼神。他的鼻孔里从来没有发出过那种令人浑身不自在的声音。黎澍曾说李普“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他没有把自己当大官。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985年夏天在养马岛休假，我们两人多次在海边散步。望着远处朦胧的小岛和近处的渔船上的炊烟，他说：你会写诗吗？咱们来两句！我说：上中学时我写过诗，在清华学了6年工科，诗情画意都被数理化熬干了。他说：那就不写诗了。我们到海滩去捡石头吧。他和我提着拖鞋，光着脚，一会儿弯腰，一会儿用脚踢沙子。捡到一块好石头那种欣喜的样子，就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那时我向他谈了一些当时主流舆论视为叛逆的言论，没想到竟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出的一些话竟比我还大胆！我们年龄相差20多岁，但我总是对他李普李普地呼喊，因为我们谈话时，总是忘了年龄的差别。他呼我小杨，但写信时却称“继绳兄”，使我惶恐不已。后来我想，信上这样地称呼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规矩。
李普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讲资历有资历，讲能力有能力，讲人品有人品。可他在官场上混得不太好。在新闻界名气那么大，写了那么多名篇，可到头来还是副部级待遇，实际级别是正局级。当然，这与体制的改变有关。他离休时新华社是副部级单位，作为副社长，只能是正局级。后来新华社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水涨船高，连中层干部都是正局级，李普没有赶上。
李普在官场不顺，有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官场是分等级的。在官场混的人必须有等级观念。即使你脑子里没有，你的行为上必须有，至少你的脸上必须有，特别是在高你一级的人面前非有不可。否则，你只能在你现有的级别上熬一辈子。而李普，除了埋头干活以外，却“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作为官员，说话得讲“艺术”，要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讲一些自己不信、却要别人信的话，有时甚至讲一些假话。李普不行。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总是讲真话，讲直话。他说话大胆，文字泼辣，简直不知道官场的种种禁忌。像他这种不懂官场的人，如果不是能力过人、成绩突出，恐怕连个局级也混不上。李普大概也有自知之明，官没有升上去，却也悠然自得。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怨气。我多次听李普说过这样的意思，他之所以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因为他没有去过延安，他是重庆的干部。只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抢救运动的“磨练”，才会“夹着尾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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