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李慎之二三事
作者：陈乐民
老李（慎之）走了三年多了，在他西行启程时，我曾以《山高水远望斯人》一文送别（刊于零三年的《随笔》第四期）。然而，他似乎没有渐行渐远，在我脑子里的记忆中，时不时地跳出来一些交往中的情形，遂择其一二，顺手写下，聊补前文之意犹未尽。
我与老李第一次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现欧洲研究所）；老李先于我一些时候从新华社到中国社科院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八十年代初，社科院新成立了几个国际问题的研究所，美国所和西欧所即属于这样的新所，都正值草创时期。一天上午，老李到西欧所来与主持西欧所工作的施谷同志谈一些建所的实际问题；他们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相识，到革命根据地之前分别在清华和燕京读过书，在那里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中午，施谷叫上我和老李一起在西欧所的食堂吃午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李。创办新所最大的问题是人手不够，需要赶快“调人”。我是施谷“挖”过来的；老李说他正在办把资中筠“挖”过来的事。当时十年浩劫刚过，“改革开放”提出不久，大家都有一种要把失去的时间追赶回来的急切心情。后来从施谷和别人那里得知老李的坎坷经历，他自己也从不讳言长期当了“右派”，到“改正”时已是五十五六岁的人了。
从此我们在社科院内成了“同事”，他随后当了副院长，我做了西欧所所长，接触的机会便多了。
接触多了我发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按照通行的“官衔”，副院长是“副部级”，但同他交往，怎么也看不出有个“副部”的样子，他自己也说根本不会当“领导”。有时故意打点儿“官腔”，但总也不像；因而不免被有经验的“下级”所问倒。我找他去“请示”工作，到他办公室便“破门而入”，用不着先通过秘书约时间；他也没有专职秘书，许多事都自己动手。
初识他的文采，是由于他送给我一份油印的材料（彼时尚无电脑），封皮上标题：《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下半页是他写的几句“编者前言”：
“钱钟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述中援引外国作家之语类多附注原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帙之辑为不虚矣。”
这样的文言文在我们“国际片”里是很少人能写得出的。《举隅》就是把《管锥编》和《谈艺录》中英两种文字对照的语句摘录成册。我问他是否打算发表，他说不，只油印若干份给同好者看看。然后他示意如添齐法、德、意，乃至拉丁文，那就丰满了。我确有意把法文补上，西欧所有懂德、意文的，但绝无这种兴趣。我因事忙，法文终于没有补上。存此一帙，竟成永久纪念矣。
老李作为副院长分工主管“国际片”各所，（即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西欧、苏联东欧、日本、亚非、东南亚、拉美等八个研究所。）每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当时时局延请一些对相关问题较有了解的人来给各所所长讲讲，然后大家讨论，起一个互通信息，把世界各地重点问题串通起来的作用，减少了各所各司其事、不谙全局的偏颇。
他很看重“国际片”的文风问题，常说把文章写得“清通”，是作研究工作的起码要求。他常举老先生的文风为例，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文章写得最好的是费孝通先生；在哲学方面，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冯友兰先生。说他们的文字深入浅出，没有“疙瘩”，非常顺畅。
他提倡学术自由，从不干预各所的具体问题，给各所以完全的自主权，更不做耳提面命和命题作文那样的事。而是经常地思考一些带有世界全局性的大问题，传达给大家。八十年代初我随他访问美国，其间他突然对我说，他感到世界性的人口素质差异问题终将在某一天会成为冲突的根源。当时我对此问题没有思想准备。后来想想这确是个全球性带有趋向性的问题。试看今天的世界，特别是“冷战后”的变化，以及亨廷顿讲“文明冲突”的文和书，等等，再回想到他早时说过的话，会感到他所思之广，实际上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尔后亨廷顿提出的问题。他在九十年代初提出“全球化”问题，在中国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是罕见的。可见是他思考和观察很长时日的结果，绝不是出自一时兴起。
一次他问我，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应是怎样的人。我顺口答道：首先应是“通才”。他很赞成，说：国际问题似易实难。后来我写了一篇题为《拓宽国际问题研究的视野》一文，大意就是国际问题的研究需要与文史诸学相结合，即要有文史底蕴，不能满足于材料堆砌，讲“国际故事”。他看到后表示赞同，并说，我的文章只讲了学科的结合，应该还讲出学科的区别；文史是文化学养问题，“国际”是眼界问题，加在一起才成为“通才”。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朋友间相聚，只要有他在场，就是他“包场”了。不过他非常讲长幼有序的“礼数”，座中如有比他年长的，他是绝不会“造次”的。如果是平辈间争论，则非争到底不可。
他同我闲谈的时候很多，东拉西扯，大部分都忘了；而且是他说的多，我听的多。但要求我为他做的具体的事只有一件：他知道我喜欢康德，要我给他摘录一些康德关于“自由”的观点，说实话，这是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康德的东西是无法摘成语录的。但我揣测他可能正在思考“自由”这个理念在文化史上的来源。我认真地摘了好几段我认为最能反映康德有关“自由”的观点的话。他说，“自由本是人人可以懂得的东西，康德却说了那么多！”
晚年他很重听，我也聋了，每次打电话都很长，聋子对话，声音特别响，内容总是他正在想什么和看到了我写什么。他对我写的东西的最大的批评，就是太短、太含蓄，他说：你为什么那样“惜墨如金”？一篇说理的文章，没有三五千字是说不透的，可是你总是话留半句，你的观点我都赞成，但也只有我才能看出你的下半句来。我说我的文风变不了了，写不了很雄辩的长文章，怕是性格使然吧。一次在电话里我跟他说某名声很大的美籍华人学者在北京某会上含糊其词地说似乎中国儒学对欧洲的“启蒙”起了启发作用，我很不赞成。他大声说：你就该写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以“思想家”的姿态批评他这个观点！我说我已在不止一篇短文中讲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了。他说“太短”，再次说也就只有他才能看出我的意思。我说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思想家是法国启蒙时代的“启蒙者”的文章，举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如何受到英国影响的例子。他说已看到了，你可能是很少数的人明确地这样说的。但是我希望你针对那位美籍华人学者的话再写一篇，要点名点姓。然而我太懒，终于没有写。中国的孔儒之学对欧洲启蒙时代产生了如何如何大的影响之类的说法，在中国和国外一些人当中相当流行，至今不衰。中国人热衷此说大半是因为因此给老祖宗的脸上贴了金，自己也觉得“光彩”。老李很注意这个问题。他有一次对我说，听域外某公说，最近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说，孔儒之学在未来的世纪中将引领世界潮流（大意），而且上了报纸，他问我怎么看。我说，即使有人说了这么一句，又怎么样？他说，那也要弄清楚是不是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很快他从某公那里拿到据说刊登此语的几份法国《世界报》，让我看看。我仔细看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有关“confusius”的一句话。总之，我觉得在许多类似的问题上，老李是我的“知音”。
确实是，我写的东西，他都看，不时在电话里发表评说。他看到了我写的一篇《陈序经与中西文化》，打电话来说：“陈序经可是‘全盘西化’啊！”因为那段时间正是所谓“西化”被“热批”的时候。他说，你的文章我都剪下来放在一个口袋里了。我有一篇不关痛痒的随笔，里面用错了一个典。很快就有人指出并客气地说，也许作者“腹笥宏丰，别有所本”。某日，老李到医院来看我，笑眯眯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小块剪报（即批评我的那篇文章）拿给我看。我说：我看到了，是我错了。他调侃说，那你不是“腹笥宏丰”？我说，所以没有“别有所本”。相与大笑。老李卧室里有张木床，整齐地摆满了一叠一叠的牛皮纸信封，从报刊上剪下的文章或资料，分门别类地分装在这些纸袋里，袋上注明是某人某人的文章。他剪收的文章不拘作者是否知名，年龄大小，身居何处，只要有参考价值，无论是他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他都不拘一格，成为他“思想体操”的资源。所以，他每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都能贴近和反映大众的心声。他的文章独具风格，却绝不是放言空论。
《风雨苍黄五十年》是他的暮年压卷之作。细读这篇满怀“与时俱进”精神的文章，凡有良知、不存偏见的人都不能不为他的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所感动。他退休后的十多年是他生命中最闪光的时期，所思所想莫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他常说，他的文章无一不是经过一番“动心忍性”写出来的。访问德国期间曾得了小中风，以后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地每况愈下了。但他的思想依然年轻而活跃，在住进医院前在电话中听到他宏亮而有些口吃的声音：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为民主呐喊，为民族的启蒙呐喊。接着他冷不丁地问我：你对丘吉尔怎样看法？我一时回答不出，他把电话挂了。我至今弄不清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的思想又“飞”到哪里去了。他进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这个问题就成为他最后跟我说的话。
不久前，一个偏远地区的青年教师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很敬佩老李；如有机会到北京，他定要向老李的遗像三鞠躬。
盛唐诗人高适有“别董大”二首，谨录其一，以结此文：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零六年四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责任编辑 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