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感谢巴金 敬仰巴金
作者：丁磐石
最先的指引人
世纪伟人巴金逝世，文坛巨星殒落，我亦痛悼，这是因为他一再指引我在险阻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应如何行进。我感谢他，敬仰他。
与巴老相同，我也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家庭，时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的子侄要我谈我们祖辈的大家庭时，我常说：“你们看看巴金的《家》，就可以大致知道我们封建大家庭的情况。”巴老的祖籍是浙江嘉兴。他的高祖父李介庵在清嘉庆年间入川为官后落户于成都，我家祖籍是江苏丹阳，我的曾祖父在清同治时到川做官后也定居于成都，且与巴老家多有交往而沾亲带故。
巴老在1957年《家》再版时所撰的《和读者谈〈家〉》的文中说过：川西盆地的成都正是官僚地主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清代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着奢侈、闲懒的生活……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我出身的封建大家庭的情况与巴老的家可谓大同小异。不过，到二三十年代后，我的家庭却逐渐资产阶级化了。我的伯父叔父多投资于银行、组建公司，经商了。但在家庭生活中仍恪守封建礼教，凡事都是家长说了算，讲究“三从四德”，还多包办婚姻，家人亲戚之间也多闲言碎语，是是非非，尔诈我虞。我父亲一直是个科级公务员，靠工薪生活。抗日战争发生，物价不断飞涨，我父亲养家发生困难，就常受到很势利的家人亲友的奚落。我少时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感到压抑、郁闷。
我上初中了，许多同学都在看巴老的《家》，谈论《家》，我看这名著后大开茅塞，我觉得自己也应当学习觉慧，要多读新书，力求进步，将来一定要走出封建大家庭，走出四川，到外边的广阔天地去。
1944年冬，我高中毕业了，翌年春，我在成都考入由北平迁来的燕京大学。我一进燕大，就呼吸到许多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还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胜利了，1946年夏，在我四伯父的支持、资助下，我随燕大复员到北平继续学业。以后两年多，我生活在美丽的燕园，既多得名师的教导，又受到学生运动的更多的火热锻炼，我的知识大增，思想更有飞跃的进步，我入了党，走上了革命的光明大道。
就因为如此，我感谢巴老给我的指引。我渴望见到他。四十年代初，我也得知他两度回到成都，但少年的我，引见乏人。我从幼时起，在我们大家庭中，就和我的堂姐丁秀涓因为在学习上能相互砥砺切磋，所以感情最深。抗战胜利后，涓姐考入了重庆大学，在学运中与巴老的亲侄子、也在重大学习的李致结识，他们志同道合，彼此相恋，解放初结了婚，我家与巴老家更亲上加亲了。但巴老居上海，李致夫妇在四川工作，我在北京，天各一方，且均常遭受政治折磨，我仍然无法见到巴老。直到“文革”结束，我们都得到解放，1979年，巴老到京参加全国人代大会，我才能去拜访巴老，受到他的亲切接见。以后我两次出差上海，都去过他的家，得以面聆他的教诲。
1979年，我第一次在京见到巴老时，他已年过古稀，白发苍苍，但却精神奕奕。他告诉我，他打算写一长篇小说，反映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巨大苦难。看来多半是时势的急迫需要，他就学习当年的鲁迅，改用便捷、犀利的“匕首”、“短剑”迅速投入了拨乱反正的火热战斗。这就是他在以后的几年里所写出的一篇又一篇的《随想录》散文。一共一百五十篇，四十余万字，共分五集。它有力地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深入地揭露、剖析出“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巨大祸害，阐明我们所应吸取的惨痛历史经验教训。文化界称道此书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巨著，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界最高成就的散文杰作。
反专制主义的先驱
十年“文革”，给我们的国家、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许多老革命家、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被打翻在地。巴老是名满中外的大作家，竟也在劫难逃，而身受折磨迫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抗战时期，他是“身经百炸”，而这次是“身经百斗”。1966年8月，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并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闭幕，他送走了外国作家代表团，一回到上海，就立刻被造反派揪斗，由“座上客”沦为“阶下囚”。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家被抄，藏书被查封，作品成为禁止发行出售的“邪书”。他的家属也大受株连，他心爱的妻子萧珊更受尽红卫兵等的凌辱，不久就得了癌症，因缺乏治疗而不幸亡故。
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收场。不知有多少人痛定思痛，在反思我们祖国为什么遭此大难。“横扫—切牛鬼蛇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空前盛行，人人都佩戴像章，手拿红宝书山呼万岁。凡此种种离奇古怪的现象，不得不使人深思，追本溯源。好些有识之士都悟出这是我国两千多年来所奉行的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作祟所致，他们大声疾呼应该批判、清除封建专制思想，巴老也是一位站在这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前列的先驱勇士。
巴老出身于旧社会的封建大家庭。他在《随想录》中说过：“有人断定《家》已‘过时’，可是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们周围徘徊。”身受封建思想之苦的巴老对封建势力是有敏锐的洞察力的。早在1979年初，他在《随想录》第一集中就写道：“十多年来流行的那一整套，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街，等等。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巴老又用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说，他在每次被批斗之后，都有人找他谈话或要他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这时巴老就想起自己六七岁时候他的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他常去参观审案。被告人不肯讲就挨打，打完了还要给县官大老爷叩头谢恩。巴老指出：“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脚色……他们的戏箱里就是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也正如巴老所说，中国封建文化有两千多年的深厚积累，搞封建专制主义的人都把它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从西汉武帝时起，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就一直是软硬兼施，表面上讲德治仁义，骨子里却使用暴力的统治。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亦儒亦法”、“儒法交融”，或者“儒表法里”、“阳儒阴法”。儒法合流，这是中国封建统治史的主线，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罗思鼎”等却大写文章篡改历史，胡说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儒法两条政治路线的尖锐斗争，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儒家则反之，是保守的，落后的。据此他们大搞“批孔”、“批儒”，吹捧抬高法家，一味叫嚷要学习秦始皇厉行法家学说。这就表明他们要效法秦始皇，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他们要赤裸裸地对人民采用更加残暴的专政。在这个问题上，巴老也有清醒的认识、尖锐的批评。他说：“‘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的在贩卖旧货。”“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革命的气味！……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
巴老还沉痛地指出：“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