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陈老总落难石家庄
作者：赵淮青
每当我路过香山知松园，看到镌刻在那块巨大石碑上的陈毅元帅的题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便情不自禁地缅怀起这位青松般高洁的人物。
1970年初夏，“文革”乱到极点的社会秩序开始少有好转，我奉调从西宁新华社青海分社来到石家庄新华社河北分社。平心而论，我对石家庄这个城市兴趣不大，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既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古老而有特色的建筑物，连条一般城市常有的河流也没有，除了白求恩墓之外，简直找不到像样的名胜古迹，让人感到缺少历史的积淀和韵味。但我一到河北分社，一位同事便告诉我，陈老总如今也在石家庄，被下放到石家庄车辆厂。这个消息倒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对石家庄似乎也刮目相看了。
记得是1968年春天，在新华总社举办的各分社部分工作人员“学习班”上，军管小组曾经批判“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等革命元老，但不知为什么，尽管他们骂得唇干舌燥，这些老革命非但未被批倒批臭，名声反而越批越清扬，这恐怕是那些“四人帮”们始料不及的吧！
新闻记者的耳朵长，消息灵通，就在我们的“学习班”上，所谓的“二月逆流”的真相已从各种渠道传来，加之人们善于从当时流传的《红卫兵小报》上所载奇文，作反说正解，几乎什么“机密”也保不住的。大家终于明白了：所谓的“二月逆流”究竟是咋回事。原来是，在1967年2月间，陈老总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叶帅、徐帅、聂帅，还有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在怀仁堂和京西宾馆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劣迹，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和极大的不理解。他们反对打倒一大片老干部；反对停工停产“闹革命”；反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反对“弄了一批不懂事的娃娃打头阵”，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实行打砸抢，往死里整。他们实在不能容忍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指使红卫兵，把凡是真、善、美的事物，统统置于摧毁之列，把好端端一个国家搞得乌七八糟，天下大乱，大好江山搞得满目疮痍。他们舍得一身剐，站出来说话了！特别是让林彪、江青之流听了跳起来的是，陈老总竟旧话重提，说“延安整风”是整人不择手段的左的风源；还提到应该接受斯大林种种倒行逆施的教训等最敏感的问题，被当时一些红得发紫的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一伙加油添醋，肆意挑拨，报到毛主席那里，于是“二月逆流”被铁板定案。陈老总被诬为这场所谓“逆流”的“黑干将”、“黑司令”。当我们离开“学习班”之后，又听说，在党的“九大”期间，上海的黑秀才又搞了个什么《陈毅黑话录》，于会间广为散发，结果陈毅被排挤出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头衔。这位曾经统帅百万雄兵，威震敌胆的元帅，于1969年10月，以“一级战备”为名，被发配到石家庄一家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我到石家庄几天后，曾骑车来到市区西部陈老总的住地——桥西烈士陵园隔壁的“小白楼”招待所，当然无缘与他相见，只在门前漫步徘徊多时，却根本不见什么“小白楼”，而是个灰砖平房组成的破败的院子，院内杂草丛生，树木零落，据说原先是一处弃而不用的幼儿园。我在墙外伫立良久，怅然而返。心想，我们敬爱的陈老总确实是被发配流放，削职为民了。
从“文革”之后的揭秘档案中和出版的书报上，更使我逐渐醒悟到，陈老总本来是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南海的，条件是对“文革”少发议论，甚至不要开口。这是祸国殃民的江青曾一而再地示意过的。但陈老总根本不听这一套，而是反其道而行，他曾在一些场合表过态：“都快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说，更待何时！”也曾义愤填膺地说过：“那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被整死了，自杀了，再不说话，老是哼哼哈哈，我这个共产党员便一个铜子也不值！”在一次会上，他还说过：“‘八大’政治报告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怎能叫刘少奇一人负责？”就是毛泽东在场，他也照说不误，比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仗势欺人，指着鼻子训斥刘少奇，声色俱厉地骂他镇压了革命小将，让他到清华大学当众检讨。此时此刻会场上噤若寒蝉，而陈老总却开口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妥。派工作组是当时的困难局面造成的。他去清华，下不来台怎么办？回不来怎么办？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有错误可以在我们这个会上批评嘛！”几句话说得会场鸦雀无声，许多人都为陈老总的命运捏着一把汗，为他担着一份心。而陈老总初衷不改，该说什么照样说。他又对归国留学生说：“把朱老总说成是大军阀，把贺龙同志说成是大土匪，这是给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给对外使节戴高帽子，要他们在外国人面前弯腰撅屁股，这是伤害我们国家的尊严！这种在全世界面前出丑的事，我当一天外交部长就不能答应！”……陈老总这些不顾个人安危、掷地有声、正气凛然的话都被记录在案，不知感动和教育了多少心有良知的国人，也气得江青之流跳起来，自然也埋伏了他个人多舛不幸的命运。
当陈老总到达石家庄车辆厂之前，厂军管小组曾接到河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大意是：陈毅要到你厂调研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你们要向大家讲清楚，此人一贯反对毛主席，是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人物，他参加党的“九大”，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的，他来后，厂里可为他安排一个办公室，一周上三个半天的班，与工人一起参加活动……
有一天，陈老总穿一身蓝色的干部装来上班了，他到车间与工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喝着工人递过来的搪瓷茶缸大碗茶，与工人们谈笑风生。人心是杆秤，不论上边怎么指示，工人们对老总还是亲热的。老总通过谈家常，了解工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班组会上，大家爱听他的发言，总是忘记“他讲话不要鼓掌”的上级指示，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开头，有的工人称呼老总为首长，他马上制止，“不要这样叫，我是一个老兵，叫我陈同志或老陈，不是挺好吗？”
那会儿时兴毛主席指示贯彻执行不过夜，我们分社女记者韩舞燕去这家工厂了解有关情况，有幸见到陈老总。只见他坐在小会议室的角落里，只抽烟，不发言，但小韩觉得老总那张脸还像从前一样威仪俨然。厂里有位刘师傅也曾对我说过：“陈老总的处境虽然有了这样大的变化，但他襟怀坦白，感人的真诚没有变。”老刘还说：“我与他说话很投缘。有一次老总问我：‘在厂里，你是哪一派呀？’我说：‘我是比较保守的那一派，保皇派。’老总接上说：‘我也是保皇派，最大的保皇派。’说完嗨嗨地笑起来。记得老总还说过：“我总认为，如果中央有人犯了错误，领导层用开会的形式，也可以解决嘛！为什么非要搞这么一场运动呢？实在不理解。”
我到石家庄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全省先进单位——正定县三角村生产大队。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小刘曾对我谈起陈老总到三角村参观的事，令我感慨良多。他对我说：“陈老总那次来，是我接待的，可以把全过程讲给你听听。”
有天上午，村前来了一辆灰色小汽车，最先下来的是张茜同志，她微笑着对大伙儿说：“陈老总向大家学习来啦！”她这一说倒把我的脸说得火辣辣的，因为我们中间，除大队领导外，县上领导一个也没有，我算是最大的‘干部’啦。接着陈老总也笑眯眯地下车了，我觉得老总的脸色不算好，不像照片上那么精神了，车上只有一名司机，连个警卫员也没有。我们把他们请到大队会议室，没有准备烟茶，只有大碗白开水。对这种接待规格，陈老总并不介意，依然说说笑笑，挺和蔼的。我抽的烟是两角六分钱的上海“飞马牌”，想敬老总一支又不好意思，倒是老总先开口了：“小同志，你抽的是什么烟呀？”一句话使我明白过来，老总大概没带烟，赶紧给他敬了一支“飞马牌”。老总接过烟，又掏出一元钱，请队里人到村供销社去买烟，买来的是郑州出产的两盒“前门牌”烟，他给在座每个人递了一支。他的表情挺亲切，说的四川话大家也能听懂。记得他还就近到庄稼地看了看，走访了几户社员，我们也没给社员介绍他是谁，他看到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生活依然很苦，心中不是滋味，这从他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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