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
作者：杜明明／摘编
姜椿芳被一些同志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在中国出版界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姜椿芳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创办《大北新报画刊》被日本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通过姜椿芳同塔斯社商定由“苏商”出面创办中文《时代》周刊，在上海成为抗日的一盏灯塔。解放后他除继续领导时代社工作外，又先后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剧艺室主任、市文化局对外文化联络处处长。同年创办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急需的俄语人才。1952年姜椿芳调任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主持《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和出版。他为马列主义的编译事业日夜操劳，竭尽全力。当时师哲把他誉为“沙漠中的骆驼”。
秦城“孕育出”“大百科”
“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姜椿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蹲了近七年之久。在秦城单身牢房里，姜椿芳身心受尽折磨，双目近乎失明，但他心里却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剧？他得出的结论：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全民文化水平低，容易受不健康思想影响，因此抵制不了这样一场浩劫。他认为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全民文化水平，了解世界，认清历史发展趋向。他认为，编辑、出版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当务之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没有一部大百科全书。在狱中他独自一人默默构思着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计划。
1975年姜椿芳无罪出狱后，在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参与下向中央写报告申请，1982年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任命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姜老和他的“百科迷”们就这样正式启动了这一工程。一切白手起家。没有房子，他们借国家出版局收发室做联络点；没有资金，他们向国家出版局借了40元人民币，作为临时花销之用。
最先出版的《天文学》卷于1980年底问世，接下来是1982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卷。每一学科卷的策划，确定主编、副主编、编委会人选，编写过程中的各种会议，姜老都亲自参加。而各卷所有的重要稿件，姜老都是晚上在台灯下手拿放大镜，用他那双严重的青光眼，逐字逐句审阅的。
季羡林回忆说：“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姜老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唯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朱光潜先生说，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1987年12月17日，姜椿芳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社会和人民。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说：“我不发怒，不生气，但对这个‘不生气’，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实际上在‘生气’，只是把它压下去了。‘忧愁’，‘忧’什么呢？我也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想不通。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批斗，后来被抓起来，坐监牢坐了七年。在‘文革’中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是当我看到一段悲惨的故事，我常常要流很多眼泪。一想起文化大革命，是有些‘忧愁’，也有‘怒’，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克服了这些。”
姜椿芳进牛棚
文革开始，姜椿芳在牛棚里，每天都要站在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不断地低头认罪，接受各种各样的大小会批斗，随时听候造反派和外调人员的调查。其余时间，便是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交代材料以及进行强制性提审和惩罚，每天早晨集体早请示、请罪后，还要高唱（嚎丧调）：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认罪，我改造。
这时老舍已经走到太平湖边，在那里坐到傍晚后，含恨投湖了。
那时姜老还可以回家，孩子们回家也带来种种信息：北京六中创办了“劳改所”，用酷刑拷打出的鲜血在白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老师被抓去严刑拷打，有几个老师被活活打死；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女学生们，将手无缚鸡之力平时备受尊重的著名女校长残酷折磨致死；某某学校红卫兵烧书鏖战了三天三夜，火光冲天……
1966年“红八月”里所发生的一切，使姜椿芳心疼得流血，他已经明白一个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他牙疼，彻夜失眠。天还不亮，街道上的高音喇叭就传出刺耳的歌声，起劲地响彻在漆黑的夜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的凯歌冲云霄。
不久，北京34中的红卫兵会同编译局的造反派，十多个人浩浩荡荡来姜椿芳家里抄家。当时家里有他的老母亲、妻子和一个孩子在，他们一见这阵势，已经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了。进屋后，那个领头的腰间束着戴铜扣的大皮带双手叉着腰大声呵斥：你们听着，我们是34中的红卫兵，现在到你家破四旧、抄家，你们要老老实实配合，否则砸烂你们的狗头！环视了墙壁以后，又高声骂道：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真是反动透顶！一边说着，一边将家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七手八脚将小屋的窗户用报纸蒙上，勒令他们老老实实呆在小屋里，不许出门，也不许向外看。
那些红卫兵手里拿着大木棒，为了给个下马威，先稀里哗啦砸碎一些瓷器，然后几个人大声嚷着:拣值钱的东西拿！于是，拿的拿、砸的砸，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响过，满屋子的瓷器碎片和横躺竖卧的家具，就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一样。小屋里的老奶奶，看不见这一切，但那砸烂东西的响声，却像砸在她的心上，她活了这么大的岁数，看见过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却没想到怎么自己人也学会了这一套。当时，姜椿芳三女儿的孩子小琦和她的保姆也住在家里，两个多小时以后，除了保姆住的房间外，其他全被洗劫一空。那些红卫兵个个背着个大书包，一边拿一边向书包里装，装走了姜家几个式样各异的小座钟、书柜里摆设的各种小工艺品，其中有的是国际友人送给姜椿芳的纪念品，以及照相机等,还抄走了镶大理石的红木书桌以及红木沙发和家具。
34中的红卫兵抄完家之后，又有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去抄家，经过几次反复抄家后，姜椿芳家里只剩下睡觉的床和一个三条腿的桌子。因为外单位几次去抄家，编译局的红卫兵就在姜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上书：此院已被抄过家。他们的本意是避免学校、街道再去抄家，谁曾想却好像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这就给姜椿芳及其一家带来更多的灾难。那时盛行革命大串联，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从天南海北全国各地聚到首都北京，他们想“经风雨，见世面”，有的甚至想借此见见大人物。
那是一个星期天，一群外地的红卫兵正走街串巷，当走到西城丰盛胡同姜家门前时，一看条子就知道院内有黑帮，一个红卫兵说：站住，这里有情况，发现了敌人！于是七八个人横冲直撞进到了院里，谁是黑帮？一声断喝，姜椿芳正吃着饭，放下饭碗站了起来，以后的事情，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不是没受过污辱，也不是没挨过打，但那时家人没在眼前。而现在，妻儿和老母目睹了这一幕，特别是他那为革命曾经舍生忘死的老母亲，这比打死她还要难受啊！
街道上的小孩子受大人影响对所谓的“敌人”也是拳打脚踢，有一个小学校竟布置红卫兵每天要做一件对“敌人”专政的事，并要求汇报。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专政，无非是体罚而已。姜椿芳为此也深受其害，因为住“牛棚”，被恩准回家的时间很少，因为门上的条子，即使回了家，也是一样的提心吊胆。有一次他在家里吃饭，两个红小兵跑进来，向他的碗里放了一把沙子，然后扬长而去。他想起在编译局食堂吃饭时，有些小孩子往他的饭碗里放鱼骨头、石子儿，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些东西用筷子夹了出去。他想，这大概就是这些孩子的专政方式吧。他难过的是这些孩子正在成长，这些东西给他们以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