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我的极左经历
作者：吴 思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也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耻。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责任编辑 致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