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父亲梁蔼然的地下工作经历
作者：梁福申
我的父亲梁蔼然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党派在冯玉祥、鹿钟麟总部的情报小组组长，给党提供过有重要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军事战略情报，受到过周恩来、董必武的多次表扬和毛泽东的接见。但我对父亲的经历，过去知道的甚少。“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我离休后，在我的要求下父亲才详细地给我谈了他的过去。父亲在旧中国坐过国民党的牢房，解放后也曾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十年动乱期间更是蹲过牛棚，受到严重迫害。但他始终信念如一，无怨无悔。父亲逝世已十六年有余，他在解放前的许多经历，尽管至今鲜为人知，却与许多尽人皆知的大事相关联。
亲历西安事变
1931年7月，父亲经当时在中共党员、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领导下从事情报和高层联络工作的申伯纯介绍来到西安，入陕西省民政厅，三年后被派往南京杨虎城的办事处工作。1936年春天，被时任西安绥署交际处长的申伯纯调任交际处上校总务科长。自此，父亲在申伯纯的引导和影响下投身革命，并身历和目睹了西安事变前后一些事情的细节。
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在陕北“剿共”失利后，全军发生了动摇，要求停止内战、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呼声高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处境更为困难，不仅人数少，装备也差。东北军的入陕使西北的局面更加复杂化，让杨虎城产生了危机感。而蒋介石利用这种矛盾，使张、杨互相猜忌牵制，以达操控目的。杨虎城为摆脱困境，与张学良共存共处，决定把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当时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天津接到陕西做张学良的工作，共商联共抗日大计。申伯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父亲，而父亲当时并不认识高崇民其人。申对父亲说：“你到天津要住最阔气的交通旅馆，然后到法租界某处找他，不要带任何信件，全凭口说。”父亲到天津在交通旅馆住下后，即按地址找到高崇民的住处不遇，留下了姓名和住址。当天下午三点，高崇民偕同袁晓轩（父亲后来的入党介绍人，抗战初期曾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41年在洛阳叛变）来了，邀父亲到他的住处。寒暄过后，父亲说：我是申伯纯先生派来的，接您到西安去。高问：为什么这个时候接我去？父亲答：这个我不知道，只是派我来接您。高随即把话题岔开，问起了西安各方面的情况。谈到下午五点，高崇民邀父亲到旅馆吃饭，饭后问道：你是不是还要在这里住几天？父亲答：依高先生的意见而定。高说：好！我现在还不能答复你去不去，一两天内会答复的。高崇民后来告诉父亲，他和袁晓轩回去后详加分析，都认为我父亲诚实可信，并推断此乃杨虎城授意申伯纯所为。第二天中午，高崇民又与父亲闲谈中问了一些到西安后住哪里之类的问题，并说：我去不去，明天答复你。到了第三天中午，高直截了当地说：我可以去西安，但我们不能一起走，你可以先回去，8月某日在潼关黄河边上接我。
父亲回到西安，向申伯纯作了汇报。申说：你在潼关接到高先生，就直接把他送到三原东里堡杨虎城公馆。届时，父亲如约在潼关接到高崇民。
几天后，父亲还曾接受申伯纯交给的任务，接送中共派往第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到杨公馆与高崇民多次秘密长谈。张文彬曾任两广党委书记，西安事变时陪同周恩来和杨虎城会谈。据父亲回忆，张行踪甚密，戴着口罩，途中很少讲话。
1936年11月，蒋介石抵达西安，进驻临潼华清池。蒋的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关麟徵等及国民党要人邵元冲等也纷纷前来，住在西京招待所。西安一时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父亲所在的交际处自然要忙上加忙。蒋在新城大楼举行过不少次大规模的宴会，都由交际处承办。发请柬，摆席次，排坐位，甚至还要五洲大药房制造蒸馏水，因为蒋请客从不备酒，以蒸馏水替代，每次派一个副官和交际处的人同去监制。交际处的副官向父亲请示说：“他们要的蒸馏水太多，五洲大药房赶制不出来，如果掺点假是可以的，那就得在蒋手下的副官身上下点功夫。”父亲问：“怎么下功夫？”答说：“那好办，你就不用管了。”后来父亲去五洲大药房，见到交际处的副官正陪蒋派来的副官吸鸦片，旁边有妓女陪同。蒋的随员们还提出买狐皮大衣的要求，交际处也应付了好几件。此外，每天晚上，交际处都用十来部汽车接蒋的随员进城看易俗社演出的秦腔戏。杨虎城下了口头命令，要满足这些人的所有要求。
12月12日深夜，父亲从戏园里应酬回来，将汽车送入车场。杨场长叫住父亲问道：“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将所有大汽车全调走了？”父亲答：“不知道。”随后匆匆步行回到新城机关。值班的副官告诉父亲：“张副总司令现在新城，和杨主任在一起，他的卫队进来四五十人，不晓得出了什么事。”父亲出去看了看，未见异常，就回去睡了。到了凌晨两点多，值班副官将父亲叫醒，说：“今晚一定有事，你起来看看吧。”父亲赶紧起身穿衣出门，见赵寿山旅长正从外面走来，父亲与赵熟悉，便上前打听，赵说：“你回房睡觉吧，不要问。”说罢便向杨公馆走去。父亲正纳闷间，忽见手枪兵都上房了，开始严加警戒，任何人不准出门。到早晨6点，警察局方向响起枪声，进而宪兵团方向也响起枪声，后来枪声大作，几乎遍布全城，足足响了一个多钟头。到早晨8点，枪声渐绝。
父亲走出办公室，看到一些警卫奔走呼号，手里拿着“兵谏书”，见人就发。父亲要了一张，读后甚感兴奋。此时，忽见新城大楼门前停下一辆汽车，车门打开后，几个人将蒋介石架进了大楼。早晨8点多，父亲乘汽车到申伯纯家，申正在房门口走动，显得十分焦急。见到父亲，急问究竟。父亲将那张“兵谏书”给他看，申读后也激动得几近落泪。他不假思索地问：“现在能出去吗？”父亲说：“可以出去。”两人随即同车进新城。
事后高崇民告诉我父亲：“这场严重的斗争，只有张、杨两人知道，谁也没有参加。在事变后的夜间，我被找去，研究捉蒋后如何处理。我提出‘兵谏’这个古典名词，结果被他们采纳了。”
彭德怀点名入党
抗战爆发后，1938年6月，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申伯纯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代主任。父亲也随鹿进入敌后，任省政府秘书，后因工作得力，甚得鹿钟麟的赏识，年底被鹿提升为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
此期间，蒋介石颁发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挑起国共两党间的政治摩擦，进而在一些地区发展为军事对抗。鹿钟麟也想借机扩充实力，开始频繁活动。他的实力得到扩充后，便坚定了在河北排除异己的决心。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冀南地区和八路军争地盘，抢夺政权。父亲作为申伯纯的助手周旋其间，注意团结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分子，并很快就和鹿左右的实力派人物结为好友，用以抵制鹿身边的顽固派。他配合中共地下党员和八路军代表不断同国民党方面破坏抗日的行为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1939年2月，日军发动九路兵力围攻鹿钟麟部所在地——冀县。鹿率党、政、军三方面人员突围而走，奔波二十多天。完全摆脱敌人后，鹿钟麟亲自集合下属，清点人数。省党部人员已全部丢光，省政府也仅存梁蔼然一人。父亲还随身保管着省主席大印，由此更得鹿的信任。
后鹿钟麟进入太行山，落脚贺家坪与天门关一带。3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路过附近，鹿前往会见。刘伯承以诚恳的态度相劝，晓以团结抗日的大义，鹿钟麟唯唯而应。
1939年5月，彭德怀邀鹿钟麟在山西辽县下庄开会，谈判解决河北地区“磨擦”问题。随鹿前往的有八九人，父亲作为鹿的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申伯纯同父亲分析情况，两人共同认为鹿钟麟周围的顽固派不会当着彭德怀的面公开提出反共主张，申让我父亲把那些顽固分子攻击我党我军的言论综合成若干问题，在会议时相机提出，以配合彭德怀驳斥顽固派的谬论。会前鹿钟麟派申伯纯去迎接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