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作者：高智勇
（一）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二）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加之受社会影响，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但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儿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花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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