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我亲历公审布哈林和苏联六十年变迁
作者：苏 飞
我进入了东方大学
天空上阴云密布、风雪激荡，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雪的来临。1935年冬，我尚在东北一个大学读书，时值学校放寒假，我是因事来校的。就在这一瞬间，一辆日本宪兵队的小汽车戛然停在门前，从上面跳下来两个穷凶恶极的宪兵，他们立即将我逮捕。
我虽然口中喊冤叫屈，但是心里明白，我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在白区工作时间长了，不管你地下工作经验有多丰富，如何小心警惕，不可能一点也没有破绽，一点也不留蛛丝马迹。我也是一样，我的第一次战斗洗礼就这样开始了。
世界上若论对待自己的牺牲品、猎物的残忍性、狠毒性和刽子手的坚决性，除了德国法西斯盖世太保外，恐怕没有人可以和日本宪兵队相媲美了。由于日本鬼子张冠李戴、证据不足，我又咬紧了牙关，死不承认，加上校方的营救，我算是死里逃生、幸免于难，获得假释。
出狱后，形势并不乐观，日寇紧紧跟踪盯梢，毫不放松，后来又第二次逮捕我幸而脱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决定，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雷鸣，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千秋万代的帝制王朝。时隔六年，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洪流冲垮了根深蒂固的沙皇统治。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东半球。
列宁和孙中山结下了伟大的友谊，192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骨干的大学，这就是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大批的党内领导骨干，都来这所大学学习，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刘伯承、叶剑英、傅书堂、杨尚昆、甘泗淇、周保中、伍修权、唐有章、陆定一、王明等。连蒋介石也亲来莫斯科观摩，至于他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维国，据说，都在这个学校学习过。后来东方大学又改名为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莫斯科决定将东方大学化整为零，改成几个分校，设在莫斯科郊区。然而从中国不远千山万水，历经险阻、越过敌人的道道防线、边境哨卡，能进入东方大学则更不容易。
1936年，我终于和在东北抗联的一个大队长，安全地抵达了莫斯科。
幽静校园外肃反扩大化
早在列宁生前，斯大林就当上了联共中央总书记。他是一个苏联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初露头角，锋芒毕露。列宁辞世后，他日益专横，大权独揽，践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及至1930年代中期，党内的个人迷信，已经发展到顶峰时期。全党人人自危，包括党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人士，老布尔什维克，功勋卓著的将军元帅，被陷害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所谓肃反扩大化时期。
这个时候入境苏联求学，实际上是飞蛾投火。然而我们这些盲目的马列主义信徒，毫无所知，全然不觉。
我们头脑里充满了革命意识，来到莫斯科以后，发现一派革命大好形势，我们兴高采烈，其实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
白云飘忽，疏影朦胧，悠悠天际，望断红尘。1937年暮春，莫斯科郊区东方大学分校。
学校的环境非常幽静，周围一片苍翠，草细风微，云淡风轻，翠杉苍桧，十分宜人。而学校院内更是凝青绽翠，柳绿花红，树荫深处掩映着一栋栋的小木楼，校舍就在这里。这里生活条件优越，设备完美，在这里潜心学习，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原来这里是过去沙皇贵族的一座庄园。
我们的教员都是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专门人才，他们精通马列，具有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方面的渊博知识，而且都是关心中国革命的联共党员。
和我们同聚一室学习的有，来自国民党白区和东北敌占区的同志，有来自抗联游击区的战士，有来自朝鲜本土的地下党同志，其中中朝各有几名女同志。有的满目风尘，两鬓飞霜；有的一身征尘，满脸豪气；有的风华正茂，气质非凡。大家一见如故，意气相投。
正因此，我们对校外风云一无所知，我们与世隔绝，对笼罩社会的气氛并无觉察。
我亲历了公审布哈林
布哈林是1920年代苏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对马列主义有相当的修养，列宁很器重他，曾经称他为“我们党内的理论家”。他曾写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知识的通俗读物，后来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传播。他还曾提出过，要想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让一部分人，在农村先富起来等等。
列宁谢世过早，党内斗争激烈，斯大林把布哈林当作异己，视为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头两天国际上（即共产国际）来人通知，说明天叫我们组织听广播，公审布哈林。听后，组织讨论，会议记录国际上派人来取。组织上叫我负责组织听广播，开会讨论，作记录等等。
第二天苏维埃法庭公审布哈林及其团伙的广播开始了，我们全体学员都集中在一楼大厅里，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
莫斯科没有派人来，由我担任翻译，同声传译，这对我来讲，是个沉重而艰巨的任务。我在苏联初来乍到，俄文水平有限，还是个蹩脚半通的翻译，只得勉为其难地承担这一任务。
公审开始后，从一般程序逐渐转到实质性问题上来。对公诉人提出的布氏如何进行反党、反列宁、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问题时，布哈林一一予以承认，对于他与国外反动势力勾结，提供有关苏联国家机密的情报，甚至准备刺杀列宁等罪状时，他也全部予以承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答复问题神态自如，若无其事，而听众席上倒有时哗然。
整个公审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如行云流水，十分流畅。公审过程中，也未出现任何意外，假如被告布哈林在法庭上，对他的指控一一予以否认，予以推翻，那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
公审宣告结束了，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沉寂。有人锁眉沉思，有人沉默不语，也有人表示不能理解，当然也有人表示愤慨，仇恨满胸。我宣布稍事休息后开始讨论。
讨论会开始了，在厅里静悄悄，人们面面相觑。入党不久，涉世不深的同志，对布氏的生平经历不甚了解，对国际和苏联的情况所知甚微，不敢妄加评论。而有斗争经验，比较资深的同志，若有所思，若有所忆，脑子里可能还翻腾着不少问号，还未得到解答。最后终于有人打破了沉寂的空气，他似问非问地说：“布哈林何以堕落到这种令人震惊的地步，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我表示愤慨！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应该严加惩处！”
当时与会的人，无不认为无产阶级法庭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接着有人颇有感慨地说：“看起来，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你领导地位有多高，理论知识有多深，如果不彻底进行思想改造，蜕化变质，腐化堕落，就有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布哈林就是一例。他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还有人情绪激昂，声色俱厉喊道：“打倒布哈林，布哈林罪该万死！”
最后大家提出处理意见，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对布哈林应该处以极刑，我也赞成并举手通过了。
我神秘失踪，到了反革命成堆的地方
1937年4月末，我突然神秘地失踪。苏联内务部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摸摸将我逮捕，校内无一人发现。当时众说纷纭。有人猜测：“要是他奉命回国，也不应该不辞而别啊！”有人寻思：“他一个人去莫斯科，也不至于走失，他能讲俄语啊！”也有人想得更远：“他是不是被国民党、日本大使馆绑架去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苏联国土上能发生的事情。
学校的课程和一切活动都停下来了，因为我既是班长，又是翻译，还是党组织的负责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太久，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学员也开始步我的后尘，陆续失踪。最后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她还是一个孤儿，她算幸免于难（此人现还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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