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安徽老年报》的老人们
作者：叶道理
换岗
1990年春天，年过花甲，我从《合肥晚报》编委的岗位上办过离休手续，退了下来，旋即来到暂时借用合肥市记协和合肥晚报社新闻研究室办公的《安徽老年报》社报到，加盟“再就业”、“二次创业”的行列。虽然每月只领到60元“劳务费”，却和四十年前走出华东大学到解放军连队当文化教员时每月发几块钱津贴同样感到新鲜。
老年报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
老年报编辑部的几位“老编”都是我在合肥晚报社工作时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曾在《安徽日报》当编辑时的老同行、老熟人，比我早点离休，兴奋地欢迎我：“小老弟来了，你是这里的年轻人，还是老叫法，叫你小叶！”两小间十一二平米的办公室，摆满了借用的五张桌子两只书柜，再无容身之处；所用的稿纸、稿签、版样纸，都是暂时挪用在晚报社上班时存下的；好在排字、印刷也就便由晚报印刷厂承担，先排印后结算。这种借腹怀胎产子（出报）的日子，越来越别扭。当时担任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原省委宣传部长欧远方亲自与各主管部门协调，抓赞助，定办报方针，他的夫人、原合肥市委分管媒体的宣传部副部长邹人煜抓班子、编务和出版发行，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被聘为副总编辑兼办公室主任（只兼一段时间），除编稿外，兼做文秘、公关先生。以主管部门或老年报名义草拟请示、报告或征订通知，从执笔、送审、打印、校对直到分别送请省委各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多是我一手包办。有的厅、局长或秘书奇怪地问我：怎么不派个年轻人来办？我回答：我就是老年报的年轻人。再说，出入领导机关、领导人办公室，没有记者证，连门卫这一关也闯不过。至于持欧老的亲笔信请求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点计划外补助经费，除了记者证，还要靠我自己几年前从事党政报道结识的部门关键岗位人士传话或透露领导人行踪，才能免吃闭门羹。1992年5月，为了取得全国发行的公开刊号，欧老亲自出马，趁赴京开会机会，带我同行，会议期间，利用休会或晚上时间登门拜访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宣部新闻局、新华总社以及调到国务院工作的原省长王郁昭等。各省到北京有关部委请求解决问题叫“跑部”，往往要以贵重礼品当敲门砖，欧老却只带了两听他自用的“铁观音”分送两位好友，此外都是空手进出“京官”之家。几次还是在老友家吃晚饭，深夜才回到宾馆。
不知是欧老哪一位老友的促办之功，以及省新闻出版局的力荐，两个多月后，《安徽老年报》的公开刊号批文下来了，我受命趁热打铁，跑所有要跑的部门，办各种需办的手续，几个月跑丢了两部旧自行车。白手起家创业的艰辛与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快慰交织在一起，一切劳累、苦涩、年龄和疾病都忘得一干二净。“老编”中最年长的是曾获得合肥市劳动模范称号的陈金铎，他被聘为副总编兼一版主编，编、排、校一身包揽，他把在《合肥晚报》几十年养成的“以社为家”的敬业习惯带到老年报社来了，一年四季每天总是提前半小时走进办公室，整理房间，收看新闻，翻阅当日早报的要闻，捕捉适合老年人口味的信息，一一记下备用。就连双休日和法定长假，他也是常在办公室里度过。他到老年报社后因心动过缓经院方催促领导强令入院手术安上心脏起搏器，十八年来，已更换两次，大家笑说他是“机器人”。从欧老、邹社长、陈金铎到每个办事人员多有这种敬业精神，所以2001年全国老年报第十届年会在我省举行时，全国老年报协会和参加年会的几十家老年报负责人联手特别购赠一尊铜质黄牛送给邹社长，上书“俯首甘为孺子牛”，以表达对这种敬业精神的崇敬之心。
欧老、邹社长把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改了两个字，叫做“俯首甘为老者牛”，他们身体力行把这种精神贯注到创办一张安徽省报刊史上从来没有过、以几百万老年人为对象的“杂志化”读物上，一改以往办“机关报”的套路，革除“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官话”、“套话”等陋习，把“五个老有所”定为报纸的核心内容，把为老年人服务作为唯一宗旨，为老人说话，请老人发议论。因此，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典型，上山植树造林、下海经商办厂、办学校、办医院、古稀人上大学等等都成为报纸头条或要闻，占了一版主要位置，而会议新闻、领导讲话，非用不可的，也只是简编、概括，点到即止。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风言“老年人再就业是在与年轻人争饭碗”，欧老亲自上阵撰稿用鲜活的事实论证老人再创业是拾遗补缺，是对成熟人才资源的尊重和开发。他还针对有人把揭发阴暗面、批评社会和官场丑恶现象与“唱响主旋律”对立起来，把群众抵制行政机构不当作为，作为破坏稳定局面等论调，连续发表了《十论舆论监督》，说出了人们想说不敢说或不知道怎么说的话，其中多篇被全国多家老年报转载，并被全国老年报好新闻评比作为系列论文评为特别奖。
老年人是个弱势多病群体，老人把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看得很重，老年报以一个整版刊发保健知识、保健咨询解答、医学讲座，许多老人都把这些切身有用的文稿剪贴装订成册。应读者要求，报社把它们汇集成册，先后出版了《生活知识手册》和《单方集锦》。一印再印，购书人从省级领导到乡村老妇、城市低保居民。报纸的老订户年年续订，新订户逐年增加。
老报人都深知，办报中的一大难题是很难做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舆论监督更是难上加难。欧老驾鹤西去之后，邹社长接棒撰写，约请众多有识的作者扩大稿源，进而发动群众参加“老有所议”，一年一个专题：《世纪回眸》、《我与老年法》、《老来干啥》、《世象杂议》、《老境难题如何解》、《营造宽和的小气候》以及《怎么做文明老人》等等。每次讨论后做小结、评奖。社科院原副院长、著名学者于光远为本报创刊十周年题词：“……以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的志士，怕的是辜负了满头白发，多少年战斗过来了，难道还顾虑重重，不敢记事实，讲真话，做真人吗？”国家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杜导正评价本报：“我现在经常翻的报纸还有二十种，《安徽老年报》是我仔细读的一种，它常有给人启迪的见解；提供的健康长寿知识科学可行，它文章考究精彩，我以为是一份可贵的好报。”原《解放日报》总编王维在叙说办报难题后说：“拿少奇同志的要求衡量（按：指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安徽老年报》，当然不好说它都做到了，但我觉得办这张报纸的同志是在朝少奇同志所指引的方向努力。正因为如此，它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逐年上升就是一个明证，可不可以说《安徽老年报》在解决上述难题中已经破题了。”
这些鼓励和鞭策，更加激励老编们不敢懈怠，不敢轻言年迈而生退却之意。
《安徽老年报》是完全走向市场的单位，实行全员聘任、自收自支，自负盈亏，邹社长趣说这是“小鸡啄米，自叨自吃”。既无意扩版，也无力扩编，不得不长期聘用离退休人员。至今十八年了，我们这个省级群团报纸中发行量较大的单位，仍然是无定员编制（即无固定财政拨款）、无办公房和员工宿舍、无车子的“三无”单位，但比起初创时期，已经是小康境遇了。当初老年报连结算印刷费都有困难，李世农、张恺帆、潘锷、程光华等原省级领导非常焦急，德高望重的恺老带头捐款并在老年报上呼吁全省老年人都来捐助老年报；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委的潘锷捐款一万元；原分管财贸口的副省长胡坦欣然出任安徽老年报董事会董事长，邀约部分企业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董事会，解决老年报的燃眉之急；恺老为赞助单位一一写了条幅、对联。他的书法名闻省内外，是人们非常珍爱的艺术品，我们把这些“墨宝”连同欧老为一些地市书写的条幅、中堂，装裱后分别送给各家。后来，有人戏说此等解困方式形同讨乞。我们这份报纸在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努力下，两次被评为全省优秀报纸、一级报纸，一次被评为编校质量先进单位，两度被省工商局授予广告发布诚信单位和文明单位称号，颁发了铜匾和奖杯。邹社长、陈老和我先后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优秀编辑，受到主管部门通报嘉奖。初次获得先进单位称号时，省老龄委第一副主任郑也特意从并不宽裕的办公经费中挤出180元，为每位编校人员发了奖，钱数虽少，却使大家感到特别的温馨和快慰。
（责任编辑 李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