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试析当前社会矛盾与党内权力制衡
作者：辛 宇
当前，我以为有两个重大问题值得大家高度重视。一是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二是不失时机地进行党内“权力制衡”的试点。
一、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1、所谓社会的主要矛盾，通常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领域的矛盾经过日积月累的量变，从而质变为政治领域的矛盾。所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具有最大范围的普世性和普适性。表现于没有经常性剩余食物和有了经常性剩余食物，分别是氏族公社和奴隶制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但如何妥善处理（对这一经济问题集中反映的政治问题），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2、所谓政治问题，通常是权力问题而非路线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经济问题的解决，通常依赖于科技；而政治问题的解决，通常依赖于权力。曾经一个时期，用神话路线来掩饰权力是可笑的。路线与权力相比，很难物化并更难固化，而权力则是路线之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3、所谓权力问题，通常是民主问题而非教育问题。因为，民主不仅是权力的合法合理性来源，而且是生命力的来源（十六大报告关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论断，可谓一语破的）。民主既能对权力的产生进行积极的选择，又能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制约，还能对权力的变质进行积极的防御。民主与权力是先天关系，教育与权力是后天关系。权力不源于民主，必然先天不足。
4、所谓民主问题，通常是权利问题而非素质问题。因为，民主与素质是间接关系，与利益是直接关系。权力来自权利，权力才能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
5、所谓权利问题，通常是制度问题而非思想教育问题。因为，思想教育只能影响权利的行使，而不能保障权利的行使。只有通过制度对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合理的物化并固化，才能广泛、长期、稳定地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6、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任何时代，其“社会生产”都必然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7、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6日杨鹏：“中国当今社会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匮乏”）因为，任何时代的“公共品供给”，都必然慢于“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
8、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通常不在生产领域而在分配领域。一言以蔽之：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寡”带有必然性。历史上有为的统治者和有为的政党，往往能够通过改革制度环境，变“多寡”为“少寡”，变“大不均”为“小不均”。因此，表现于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占有不均和分配不均，需要政治领域的权力进行调节。如果政治权力无法在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进行有效调节，或者政治权力也严重不均，一个朝代也就结束了。
9、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比西欧早出现而晚灭亡，长了差不多一千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经济上实施均田（除皇田外）。几乎历代统治者最初都是靠分田调动拥戴者的积极性而取得胜利，用防止土地兼并而站稳脚跟。二是在政治上实施均权（除皇权外）。首先，执行权与监察权分立，使监察权独立于执行权之外，从而能对中央及地方行政官吏进行较有效的权力制衡。在皇权以下，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三权分立的先河。其次，举荐或开科取士，打开了各个层次人士进入政权的通道，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权力均沾。隋唐的科举，开创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
10、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既不是社会生产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为改革开放28年，是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也不简单地是公共品供给落后于公共品需求（目前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种类远多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上述两种“落后于”的所谓主要矛盾，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带有普遍性，而没有中国的特殊性。我以为，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因此，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二、形成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原因
136年前，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72天的经验教训，作出了一正一误两个对于后世极为重要的论断。但是，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这一正确的论断，至今也未能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公社应当是“同时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这一错误的论断，却导致“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沿袭至今。（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权力来源欠合法。在长期执政中，仍然长期坚持以实现领导意图的任命为主的等级授职，使广大群众越来越不相信苏共是其利益的忠实代表；二是权力结构欠合理。苏共长期坚持的“议行合一”领导体制，使党内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导致了特殊利益集团与人民群众的严重对立。
我以为，权力来源上的先天不足，权力结构上的后天不顺，既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我们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原因。
立党为公，就要普选任官。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用“等级授职制”（任命制）来代替“普选制”（选任制）还有其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合理性乃至合法性都遭遇到严重挑战。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经说明，我们对死的物都很难用计划进行优化配置，那么对于活生生的人才，我们能用计划性的任命制，实现其优化配置吗？为了减少计划性任命制的主观因素，这些年来，在干部选拔上，组织部门增加了不少客观量化指标。但是到最后我们才明白，这种重治标而轻治本的做法，其结果反而催生了两个怪胎──“年龄缩水”与“文凭注水”。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也像现代大企业那样，总会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尽管有时会发生错误，总能很快地纠正过来。村乡两级的普选式民主直选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作为执政党党员的“一把手”，就不能过度集权。应该说，“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是战争年代的产物，它在方便权力运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权力运行的风险。长时间的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不仅强化了党委的“议行合一”领导体制，并由此而形成党委书记大权独揽格局，衍生出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一把手体制”。文革十年浩劫，之所以无法避免，追根溯源，其弊端不在个人素质，而正在于“一把手体制”。但是，“文革”结束快30年了，由于还缺乏对那场十年浩劫最深刻的认真反思，我们更多地只看到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所引发的问题，而忽视对严重缺乏权力相互制约的“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及其“一把手体制”的深度剖析。时至今日，在不少地方和部门，邓小平同志27年前所指出的那四种状况，即“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的状况，尚无多大改变；“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的状况，也无大变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的状况，还在继续；“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的状况，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不仅“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有些地方各级“一把手”的过度集权的状况，创了我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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