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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后勤工作者杨立三
作者：李 琴
1927年“三湾整编”时，杨立三被任命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副官，成为我军第一批后勤工作者。此后，他一直战斗在我军后勤保障这个岗位上，直到1954年去世。周恩来评价说：“杨立三同志的革命事业心和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聂荣臻同志称赞杨立三是“我党我军中长期地专心致力于一项专门业务，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一直到死而后已的具有优良革命品质的干部。”
上下求索寻找革命
杨立三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他曾这样自嘲说：“既信佛，又信‘我们在天之父’；既读孔孟之书，又读金刚经，又念新旧约，唱赞美诗，这是何等的矛盾和混乱呵！”这其实也是上世纪20年代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的写照。
杨立三，1900年12月8日生于湖南长沙金井乡一个佃农家庭，儿时，帮父亲干农活，只读过几年私塾。青少年时，受反帝爱国思潮影响，投身到倾向孙中山的一支湘军队伍，湘军恶习多，他感到厌恶，于讨伐陈炯明失利后，返回家乡。出路何在？他感到前途渺茫，便上山进了和尚庙，每日诵经吟诗，消磨时光，甚至幻想做一个遁世者。朋友不赞成他就此消沉下去，劝他入基督教，告他基督教会门路多，或许在那里可找到一条出路，这样他又受洗成了基督教教徒。每忆及此，常感慨系之。
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长沙各界举行集会声援上海工人反帝爱国斗争，杨立三精神大振，立即联络同学在金井家乡开展声援活动，并由此走上领导农民运动的道路（曾任乡、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21日，湖南发生“马日事变”，他在两个连的追捕下，离家出走武汉。在武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介绍他到以叶挺为师长的第二十四师，被编入师新兵营，任新兵营第一连第一排排长。南昌起义前夕，新兵营被编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
义无反顾上井冈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领导人全部是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毕业生。1927年7月下旬的一天，警卫团奉命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行动前，共产党员连长黄瓒要杨立三将全连部队准备好待命。翌日晚，全连即登上轮船开赴南昌，杨立三描述说：“歌声起处，军旗飘扬，舳舻直下，破浪中流，站在船的最高处，远望浩荡长江，其雄伟难以形容。”遗憾的是船行至中途，发现九江方面有反动军队布防，团长卢德铭决定弃船登岸，步行前往，但在赶到南昌附近时，起义部队已撤出南昌向南行动，部队遂折向西进，由江西修水县赶到湖南文家市参加秋收起义，成为“秋收起义第一团”。
秋收起义失利，损失惨重，5000余人的部队剩下不足三分之一。杨立三难过地说：他离开仅三天的那个连（他已调到师部工作），干部全部牺牲，仅归来30余人。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攻打长沙？还是退到农村？干部意见分歧，彻夜争论。杨立三说，他对毛泽东说服大家退到农村去讲的一段话印象深刻，毛泽东说：“这次湘赣秋收暴动，虽然打了两个小小的败仗，这不算什么，我们的斗争才开始。我们有湘、鄂、赣、粤已经组织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正在和我们一道与反革命作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紧，继续勇敢作战，我们是能够胜利的。”
亲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创建
大浪淘沙。从文家市出发时还有1500人，到了井冈山，就只剩下700余人，许多人离队走了。在师部常听到“多少人多少人又开小差走了”的报告；在一些人群中，常有人相互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连日急行军，给养困难，天气又热，许多人生病，拉痢疾，害疟疾，并且时有国民党部队袭击，在此情况下，一些人或离队返乡或离队另谋出路。毛泽东对此持宽容态度，采取愿留者留，愿走者走，留走自由方针。对离队回家的，按家乡远近，发路费3至5元。部队减员后，新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被缩编成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部队缩编后，杨立三任团副官，负责全团经费开支、食宿保障等事项，谭政任团文书，何长工和张宗逊任团参谋（原师长因不愿意担任团长到井冈山后投靠国民党，后被蒋介石枪毙）。行军路上，尽管环境恶劣，工作艰苦，杨立三从没气馁过。何长工说：“杨立三在最悲观的时候也不低头，从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他有朝气，很活跃，热情是他最大的特点。”杨立三对自己的评价是：“由于环境对我的压迫严重，我只有一条路，就是下决心跟着党走，到井冈山后，有些党员因环境恶劣而偷跑了，我始终没有动摇过。”
在从文家市到井冈山约一个月的艰难行军中，毛泽东高瞻远瞩，作出了一系列与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重大决策。杨立三学到许多，懂得了许多。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一、通过启用中国工农革命军番号，认识到要革命就要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由于参加军旗设计，对革命军更有一种特殊感情。杨立三、何长工和陈明义是军旗的主要设计人。他们所设计的军旗为红底，象征革命，旗中间有一黄色五角星，五角星中间有一幅由黑色镰刀斧头组成的图案。
二、通过南昌和秋收两次起义的失利，以及“攻打城市”还是“退到农村”的激烈辩论，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城市不可能取胜，只有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三、通过在江西永新县境内进行的“三湾整编”，认识到革除旧军队的腐朽管理体制和作风，建立人民军队的新管理体制和作风的必要和正确。新管理体制和作风包括连队建党支部，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政治地位平等，生活民主管理等提高部队素质的措施。
简而言之，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建立人民自己的军队，实行新的建军思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已深深扎根于杨立三的脑海之中。
在反“围剿”战斗中
杨立三是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后勤保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战时，他任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副官长兼方面军总经理处处长，统管后勤的组织计划和粮秣等物资的筹供。第三次反“围剿”战时，他一度身兼三职：方面军总部副官长、总经理处处长，和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财政部部长。第三次反“围剿”战胜利结束后，根据地扩大，红军进军福建前，中革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统管留在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的单位。杨立三被任命为后方办事处主任。第四次反“围剿”战时，杨立三任中革军委新成立的兵站运输部部长。此前，他担任过供给部部长、兵站部部长、军需处处长，所有这些都属后勤保障工作（苏区未设后勤部）。
红军当年发布的后勤保障训令、通令、命令等，多由杨立三草拟，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名义发出（后来以方面军名义发出，再后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第二次反“围剿”战时，为筹集粮款，杨立三以方面军总部名义连发五道命令给各部队催办。当发现作战部队不尊重经理部门工作，自行其是时，又以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委的名义发出通令，严令部队纠正，所列举的问题包括：经费支付不经过经理系统由师部直接批发；做事绕过经理系统只受师长、政委指挥；调动军需人员不通知经理处，下级政委到军需处吵闹，等等。
在毛泽东被迫离开红一方面军后，第四次反“围剿”战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这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兵团作战范例，后勤保障的成绩也最为突出。所设兵站比历次反“围剿”战都多，所建运输线也最长而且呈网络化。运输线以宁都、瑞金和兴国为中心展开，总长达2000里左右。运输线沿线，每30里设一兵站，兵站分大中小三种，超过30里设中站或大站。人员物资前送后运，文件信函传递，均由兵站负责。大站和中站配备有医疗力量，处理轻伤轻病。沿运输线两侧三四十里处预储有粮食弹药，可随时送往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