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政治危机和突破
作者：郭宇宽
“我们必须关心政治”
在世界各地华人都有“一盘散沙”的口碑，而在马来西亚，你的印象会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华人政治参与的热忱和合作精神，让我最初感到不可思议。我这次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工作，是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华语大学生辩论赛作辅导和点评，而难于置信的是这样一个有来自世界各地几十所大学辩论代表队的大规模活动，居然都是由一些华裔大学生办起来。我太了解中国大陆学生的状况，没有老师组织，几乎做不了什么事情。而马来西亚的一帮华裔学生居然能自发、自愿的组织起来，我亲眼目睹他们从联系赞助、场地，到接待、联络媒体，安排得井井有条，那种服务的热忱实在让人感动。他们告诉我华裔学生的社团在马来西亚大学里往往都是最活跃的。后来我在大马考察期间更是在各个领域都能感受到当地华人的团结和对公共事务的热忱，从白小事件的捐款，就可以看出马来华社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甚至华社可以靠自己的组织办出有“马来西亚第二教育部“之称的董教总，其他宗亲会，华人会馆，慈善组织，商会，也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任何公共政策一出台，华社就会有大量的讨论，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会组织陈情，并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络支援的网络，而且我还发现在大陆经常会听到的一个组织里勾心斗角的话题，在马来西亚也比较少见。即使这样我还总是听到大量的抱怨，说今天的马来华人不够关心政治，可想而知马来西亚华人对政治的重视。
我一开始很奇怪，问了很多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么关心政治，而且这么善于合作，乐于合作，他们的回答都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关心政治就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社会，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呢。甚至有几个年轻学生反问我，难道中国大陆不是这样么？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一个曾在英国留学，接触过比较多的大陆人的学者这样比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陆的华人真是太老实了，好像只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其他都不关心，我们那时在英国大学只有几十个马来西亚华人，一年就搞了好几次很有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其他活动就不要说了，大陆有几千个留学生，什么活动都没有，除了大使馆召集，也不搞什么组织，我都要走了，才听说他们搞了个舞会。”
马来西亚的华人身上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地方。
强势的少数民族
在马来西亚你很难不为华人感到一点自豪。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大陆百姓受饥荒和动乱之苦，很多华人飘洋过海到南洋讨生活，甚至被半哄半骗贩到南洋，从一些文学的描述来看，那是一段筚路蓝缕的血泪史，华人在马来干得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锡矿苦工，境遇大约和今天的黑煤窑的奴工差不多。
但不知是几千年的文化基因，还是流淌的血液就与众不同，这个民族真是有着强悍的生存力，华人身上那种类似“新教伦理”的刻苦、坚韧、勤俭的特性是如此强大，只要统治者对他们压迫的不是太过分，他们很快就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按照教科书的说法“不到三十年”，华人便在马来西亚的工商业中逐步占据优势，从一开始在锡矿做苦工，到从酋长手里把锡矿承包下来，进而用积累的资金开发橡胶园、油棕园，投资其他工商业。马来西亚的典型华人家庭是这样的，家里开一个餐厅或者商店，全家都在工作，从来不知道休息和享受，年轻人上完公司或者机构的班回家再作第二份工，挣了钱用于再投资和孩子的教育。到建国前华人已经成为大马除了英殖民者以外最有经济实力的族群。
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各个领域的进取性都是咄咄逼人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却给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族很大的压迫感。一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一个故事，曾经当地教育机关组织各校办马来语辩论联赛，结果各校打到决赛，辩论员全是华裔学生，当地教育局临时叫停，要求补充马来裔的辩手。这位老师的意思是，用马来语辩论，华人孩子都领先，可想而知华人在学习上的优势。
占人口多数的马来族的政治人物，为了平衡华人的优势，从建国之初起，在各个领域都要给马来族制定很多保护条款。比如在公立大学都要给马来族保留名额。有人告诉我，假如凭考试成绩，重点大学90%的名额都会被华裔囊括，目睹马来华裔青年的好学上进，我相信这不是吹牛。很多马来华族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学校里成绩远远好于马来族同学，但却在升学和奖学金等方面不得不让给马来族同学。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马来西亚主流媒体上“煽动族群不谐”被视为非法，而在华文网站的讨论区里或者博客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关于“马来特权”的讨论：
“为什么几乎所有公立大学的正副校长是马来人？
为什么几乎所有加油站持牌者是马来人？
为什么重大工程几乎无一例外的包给马来人？
为什么98%的发展乡村预算给了马来乡村，华人新村只占2%？
为什么小学预算，华小只占了2.5%，淡小小1%（即印度裔泰米尔语小学），国小占了96.5%？
为什么不管穷或富有，马来人可享有7%——15%的买购屋子的折扣？
为什么40年来，只有5%的政府奖学金给了非土族？
为什么武装部队和警察的中高级指挥官必定是马来人？
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马来机构被限定有华人员工，但华人机构却被限定要有30%的马来员工？”
这些在马来西亚都是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但所有这些讨论，最后都只会得出一个让人无奈的结论“华族在马来亚遭受压迫”，因此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对文化上的祖国有很深的感情。
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陆的开放，逐渐知道了大陆过去几十年的动荡和人民的灾难，反观在马来西亚即使这样“遭受压迫”，华族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几十年来都过着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又有一种幸运和感激，大马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杨白杨先生九十年代拜访大陆后写下在南洋华界很有影响的《神伤中国》，就是矛盾心态的典型反映。
同时这又给马来西亚华族带来一种强烈的政治危机感，回大陆已经很难了，而且回大陆环境也并不理想，再失去马来西亚这片乐土，就彻底成了无根的人，所以马来西亚华人最大的忧虑就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印尼华人的教训就在眼前，假如不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当种族主义抬头的时候，或者野心家煽动社会对有产者的仇恨，富足的华人就和犹太人一样成了待宰的羊羔。这种危机意识大概是马来西亚华人热心公共事业，积极投身政治的主要动力。
华族参与政治的三股力量
我经过调研的观察，将大马参与政治的华人势力概括为三股，我将他们称作“大声公”、“合事佬”和“新锐派”。
“大声公”是别人给白小保校工委会主席熊玉生起的外号，他嗓门大得出奇，说起话来声震屋宇，我觉得这个词特别传神，很能代表一些华裔草根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形象。拿熊玉生来说，原本只是在白沙罗新村居住40余年的一个普通村民，为了白小事件，因为嗓门大，敢说话被村民推举出来当代表，据说多次遭到政府有关方面的威胁警告都不动摇，现在是当地活跃的政治人物。这些人在马来西亚华社中很多，平时干着自己的生计，有时也在宗祠、圣庙里兼职当义工，人缘很好，他们不见得文化程度很高，但是急公好义，一旦觉得华社利益受到侵害，就跳出来打抱不平，很多人因为抗争激烈，被抓到看守所里也不在乎。这批华人也是大马华人政治影响力的基础。
“和事佬”我用来形容以马华公会为代表的中庸力量，在很多政治议题上，它一方面要维护华族权益，满足华社日益高涨的平等要求；一方面又要照顾执政联盟核心巫统代表的马来族立场，所以很多时候马华公会都在扮演左右劝说的和事佬角色，为此它也遭到很多抨击，认为它软骨头，没有原则。但它其实在教育就业等很多领域都在为维护华族权益努力，比如马来西亚警察收入比较低，再加上马来人垄断了几乎所有警界高层职位，所以几乎没有华裔青年愿意投身警界，这造成治安纠纷中，华人往往感觉和警察打交道没有自己人而受欺负，马华公会就发起一项“壮大警力”运动，推动华裔青年和警界交流，鼓励华裔青年投身警界，改善警界和华社的沟通。类似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温和但是建设性的作用，对于有人批评马华公会和巫统沆瀣一气，背叛华族利益，包括黄家定这样的马华高层总会用忍辱负重的姿态耐心解释“我们华人总得朝中有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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