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作者：杜 光
读罢《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一个主要的感受便是：打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实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作者张耀杰在这部书里所展示的，既有新文化运动前辈的慷慨激昂，大声疾呼，也有他们的交往离合，矛盾纠葛；他们在思想上的交融与对立，事业上的合作与分歧，从相应相求到分道扬镳，贯彻于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作者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描画出了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可以为我们现阶段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经为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新文化运动先贤们所弘扬的科学民主等西方先进文化，却磨难重重，举步维艰。蔡元培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大学教育精神，尽管曾经在北京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等校辉煌一时，但经过五十年代初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现今已淡然了。张扬个性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半个世纪以来更是不断遭受着严厉的批判。这些事实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反专制的主要任务，迄今仍未很好地完成。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仍然继续承受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在文化领域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的专制主义影响。因此，我们现阶段依然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为要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吸取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接续民主革命的尚未完成的功业。
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首先是必须再次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把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德先生请回来，使我们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国家。几十年来，科学与民主在我国的发展很不顺利：在狭义的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层面上，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广义的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的层面，却长期被禁锢，乏善可陈。建国以来，从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指导方针上的反科学思想，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曾经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总结了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是治疗不科学发展观和不科学指导方针的良药，值得欢迎。问题在于如何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里切实贯彻。它需要坚持不懈的启蒙教育，才能成为我们全民族的共识。
至于民主的普世价值，却一直受到权力体系的歪曲。近几年来，对民主的贬斥持续不断：有的重弹“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老调；有的把民主仅仅归结为“多数决”，排除权力制衡、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等实质民主；有的借口中国人民素质不高，不具备实现政治民主的条件；有的甚至把倡导民主的言论斥之为“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出现这种民主恐惧症，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人受专制主义的浸染过深，观察问题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掺杂了专制主义意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钱玄同在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第162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这一段精彩的话，可以一针见血地点破当代的民主恐惧症的本质，那就是“专制”、“一尊”。
虽然如此，争取民主的舆论，在报刊和网络上还是不绝如缕，时时可见。尤其是去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呼唤民主、宣扬民主、谈论民主的声音日见强烈，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个经验教训是必须争取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新文化运动是依托民间自由报刊的舆论阵地才能开展起来的，没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潮》这些民间的自由报刊，就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1936年《新青年》重印时，蔡元培、胡适等人都题词评述。蔡元培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先锋。”胡适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第72页）我们现阶段要开展新的启蒙运动，更需要自由的报刊书籍等出版物。因为当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总结、反思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正确判断和认识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吸取其中有益的精华。这个特点，决定了新启蒙运动将是全国范围的全民性的文化运动。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法国的启蒙运动有过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那样一些思想家、政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大家的推动。而在当代，由于五十多年来的文化专制主义，铲除了任何可能产生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的社会条件，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充当启蒙者的角色。新启蒙运动将是一个广泛参与者相互启发、相互切磋的群众性活动。在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争论的过程中，还原历史真相，发现科学真理。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大量的民间自由报刊作为相互启蒙的平台，就谈不到新启蒙运动。其次，需要我们来总结的这些岁月的经验教训，老年人和中年人都是亲历者（中年人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亲历者），对于这些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的是非得失，大家都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在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时，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也有条件发表意见；所有公民都兼具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双重身份。当然，由于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的差异，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会有大有小，但无论如何，民众的广泛参与是新启蒙运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只有实现了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才能成为事实。但是，长期以来，在舆论导向文化统制之下，所有报刊都成为执政党的喉舌，新闻从业人员实际上没有多少采编、报道、写作的自由，普通老百姓更不可能利用报刊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呼求。因此，要推进新启蒙运动，就必须批判以至铲除文化专制主义，大家都来高声反对，使文化专制主义成为过街老鼠，面对人人喊打而不得不退却逃脱，使报刊媒体成为公民大众的工具和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
第三，除了《新青年》等刊物外，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就是北京大学。蔡元培于1916年接受黎元洪颁布的大总统令，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出任校长的”。（第34页）他办学的指导思想，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北大一时人文荟萃，群贤毕至。1917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从4卷1号开始，三年内都是由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先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后来还有李大钊、高一涵），他们同时也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兼任北大讲师的周树人（鲁迅）从《新青年》4卷5号到9卷4号，共发表了54篇作品。这个事实说明，在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几年里，推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都是北大教师。“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绝不是偶然的。张耀杰在他的书里这样评述：“《新青年》的异军突起与北京大学在思想教育界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第75页）“如果没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第93-94页）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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