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怀念段君毅同志
作者：王 光
名人辞世，留给生者的记忆，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公认的品德，服众的才识，亲和的身影，绵绵的思念；另一种：由不得人的褒贬，理不清的是非，猜不透的谜团，说不完的故事。段君毅，这位在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发展的艰苦历程中跋涉终生的战士，属于前者。
我生也迟，和段老相见恨晚。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前前后后不过数年。受到的教诲和启迪，却非时间所能计算。我敬佩他的战功，他的政绩，而在我的脑子里铭刻至深的，是他的品德。对我来说，段老不仅是我的领导，而且是前辈，是长者，是老师，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
功勋卓著，平民本色
段老是中国早期革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一二·九”学运时期曾任全国学联的执行主席。为了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他奔走呼号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奔向民族解放斗争战场的先驱。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到山东，他驰骋疆场，转战千里，创建泰西根据地，扩展鲁西解放区，勇挑冀鲁豫行署主任的重担，为建设万众一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流血流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晋冀鲁豫军区的战勤司令，继而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后勤司令，以超凡的组织才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飞越长江天堑和进军大西南提供了可靠的战勤保障，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听从国家建设的需要，他脱下戎装，转而从事经济工作和地方工作，为创建第一代汽车工业，形成初具规模的机械工业，整顿和发展铁路事业，领导四川、河南、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呕心沥血，倍尝艰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段老的一生，丰富多彩，功勋卓著。然而，从他的嘴里，谁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他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片言只语。他从不居功自傲，彰显自己。退下来后，组织上要为他立传，最大的困难，就是从他那里能搜集到的，全是上级的指挥若定、班子的齐心协力、烈士的英勇牺牲、人民的艰苦奋斗等一类材料，而“套”不出半句他自己的故事来。对那些喜欢自吹自擂并藉以要权、要利、要官的人，他常有诤言，甚至严厉的批评。他最不爱听的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类怨天尤人的话。他说：“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百多年，谁没受苦，谁无‘苦劳’？尺寸之功，涓滴之劳，就成为要官的本钱，共产党哪有那么多的官给你当？”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要求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改写履历，借以“提升”自己，以致在群众中流传“党龄越改越长，年龄越改越小，资历越改越老，学历越改越高”这类顺口溜。段老深为恼火，专门把组织部的同志找来，交待要从严审查，并且指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正之风”。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段老是真正戴过方帽、披过黑袍、拥有学位的知识分子，然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却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士兵的朴素本色，无半点虚饰。他爱读书，学而不倦，在家中那间办公兼卧室的大房间里，四壁皆书，琳琅满目，有马列经典，有经史子集，还有不少现代人的作品。每次出差、开会，枕边必置有一本或李白、或陆游、或龚自珍的诗词集。然而，在大庭广众之下，朋友交谈之间，他极少引经据典，以示博学。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写得一手遒劲挺拔的毛笔字，然而，每到一地，遇到有人向他求字，他必婉言谢绝，不肯提笔。有一次，当他谢辞了一个单位要他题字的请求后，归途中，可能想考一考我的古文常识，问我，“墨猪”“涂鸦”这两个词作何解？我说：“都是古人对那些字写得不好却喜欢到处给人题字的人说的挖苦话。”回答大体正确，他点头认可。段老身为一部、一省的主要负责人，事多，会多，讲话多，本来可以组织一个专门班子为他起草讲稿，然而，除了代表组织在正式会议上作报告外，日常工作中，不论大会小会，都是自己作准备，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观点，话都不多，言简意赅，很少由人捉刀代笔。有些不大不小的官员，逢会讲话必令秘书起草，甚至把别人代笔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文章”“文集”公开发表，他深不以为然。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曾提到：“耀邦同志在位时，中央专门发过一个文件，要求领导干部讲话要自己动脑，自己动笔，不要事事靠秘书。”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后他也不再提此事。在我的记忆中，“不务虚名，会干实事”，“为政不在多言”，是段老的口头禅，也是他的座右铭。这种品质感动了许多人，也感染了许多人，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升华。
一个天性“左”不起来的人
段老是位思想邃密而行为审慎的领导者。从他的言行中可以感受到，在他的身上兼有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训练，待人厚道宽容，是一个天性“左”不起来的人。在曲折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仅就我同他相处的那一段时光而言，从来就没听他说过“矫枉必须过正”这类过头话。而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实事求事”、“恰如其分”、“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等等反复的咛嘱。“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批挨斗，受苦不少。事后提起，从无怒色，也无怨言，而是对狂躁的群众采取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对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教育和帮助的态度。“文革”后期，他和赵紫阳同志相继“解放”，出任四川省委的领导职务。赵为第一书记，他为书记。为了让紫阳同志有一个较为从容的工作环境，每逢造反派寻畔，都是他挺身而出，与之应对周旋。一次造反派揪斗他，从成都揪斗到广元，又从广元揪斗到北京，持续达数十天。事后谈及这段经历，有人问他，挨了多少打？他乐呵呵地说：“还好还好，我不和群众硬顶，群众也对我实行‘无产阶级政策’。他们在火车上闲极无聊，打扑克三缺一，还拉我去凑数哩。”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有些同志出于义愤，采取开千人批斗大会，令被斗者跪地交待，晚上也不许回家等过激做法。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耐心说服，坚决制止，劝阻大家：“不能沿用‘四人帮’那套办法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由于他的坚持，保证了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使得被“文革”破坏无余的党风为之一正。对于历史上多次以极左为特征的党内斗争，以及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轻率杀人的搞法，许多都是段老亲身经历过的。他恪守纪律，缄口不言。然而，深藏心中的那份伤痛，有时是可以觉察得出来的。一次，我去他家中探望。他的老年性痴呆症正在发展，思维和语言断断续续，很难连贯。言谈间，他陡然提起一位同志的名字，那是他在冀鲁豫时期的一名部下，为政勤奋，英勇善战，深得群众拥戴。由于有人陷害，被诬为“叛变投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段老深知其人，力排众议，星夜讨得上级“同意复查”的一纸批文，策马狂奔，高呼刀下留人。然而，到达目的地，死刑已被执行。他痛心疾首，引为终生恨事。说到这里，他激动不已地叫司机立即备车，要到某某单位找某某人为这位同志平反。家人劝他，事情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事人、知情人死得一个不剩，到哪里平这个反去？他执意不从。秘书、司机无奈，只得拉着他出去转了几圈，才慢慢平复下来。
段老视野开阔，对新事物敏感，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拥护者和力行者。1978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和吕正操将军结伴出国考察，经他建议，不去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大国，而去了北欧号称福利国家的瑞典和东欧敢于对苏联说“不”的罗马尼亚，可谓见事敏锐，独具慧眼。在罗马尼亚，他指名要求参观罗、南在多瑙河上联合兴建的铁门水电站。主人告诉他，筑坝建站的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交恶，双方剑拔弩张，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参观结束，主人请他发表意见，他一语双关地说：“逆流筑坝，功在人民。”翻译把他的意思流畅地传译过去，主人大为振奋，连连称谢。在瑞典，他首先发现，政府用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所得，来不断提高对全社会的福利保障，是防止两极分化的一个好办法。当时我国的改革才刚刚起步，两极分化的问题尚未凸现，段老能及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远见的。经过几天的参观，他还看到，瑞典最大的制造商ASA公司总裁家的生活设施，就品种来说，同一个普通农民之家竟是相差无几，只不过规格、品牌、豪华程度更胜一筹而已。城市和农村毗邻交叠，绵密平展的公路把城乡连成了一体。“白领”和“蓝领”的生活质量都不错，经过税收调节，实际收入已相当接近。他不由感叹地说：“看来马克思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只有在类似瑞典这样的土地上才能产生。”这种一时的感叹，可能他说过就忘了，以后再也没提起，而对我却是极大的启发，在后来的多次会议和多种场合，都曾借用过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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