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范长江为《大公报》写通讯
作者：王 鹏
范长江（1909-1970年）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他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新闻史是分不开的。
范长江初识胡政之
1935年初，年仅25岁的范长江就产生了当时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他曾设法与《世界日报》的老板成舍我等多家报社联系，均未接受他的采访计划。当他向天津《大公报》投书谈了他的想法，《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1889—1949年）接信后，陷入了深思。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中华民族面对日军入侵问题，二是中共政权问题。这两大问题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大话题。1935年5月，范长江从北平到天津《大公报》社，拜访了该报总经理胡政之，他很爽快地采纳范的采访计划。范长江对胡政之并不陌生，在胡主编的另一份时事性周刊《国闻周报》（1933年和1934年）上，范就曾看到过有关江西苏维埃政权的资料（如连载的《赤区土地问题》、《赤区土地问题之实际与批判》、《赤区的合作社运动》、《中国赤区的商业政策》、《中国赤区的农业政策》、《中国赤区的财政政策》等等）。范长江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苏区的原始资料，是《国闻周报》所连载的‘赤区土地问题’等。《国闻周报》是天津《大公报》出版的。这个材料上登载江西苏维埃政府一些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以及许多有关土地革命的文件，都是原件，不是改写的文章。”这些报道和资料，对他是一种启蒙教育。在范长江拜访胡政之时，胡对范的采访愿望和写作计划大为赞赏，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为其写了许多介绍信，以备沿途遇有困难时使用。很快，范长江就被《大公报》社聘为旅行记者，还发了“记者证”，且预付了稿费。范长江回忆说：“我想如果我能弄到《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于进入红区，那我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旅行记者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不付工资、差旅费，支付稿费，但可以借支。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也可能成功。于是我去天津找胡政之。……我提出到中国西南西北去旅行，为《大公报》写通讯，……只要给我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行了。”这样，范长江就有了《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别小看这个小小的“记者”身份，范长江曾说过：“《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有了《大公报》的正式名义，又经常在报上发表我署名的通讯，还有《大公报》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依靠，虽然我的经济情况那时还很困难，常常捉襟见肘，但我活动的局面已开始打开了。”
《大公报》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老牌报纸，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北方大报，中经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的再次创业，与南方的《申报》、《新闻报》南北鼎立，堪称全国报纸的“三杰”。《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均系无党派人士，说话超脱，言论果断。他们在舆论界有很大的影响，社交广泛，人脉熟稔。同时，《大公报》为了采访和发行的便利，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办事处（分销处），它们与各地也有经常的联络。这样，范长江的旅行采访，就有了切实的保障。
范长江成名于《中国的西北角》
《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始终关心西北问题。早在范长江旅行考察前，张季鸾也曾到西北访问，并于1935年7月30日在《大公报》上撰写《西北纪行》一文，引起读者的注意。《西北纪行》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绥德以南丹州以北，数百里间，几全成赤化区域。……赤化民众殆有六七十万，有枪者逾万，此数字如何姑不论，惟十余县赤化蔓延，则为周知事实。……陕北地势，在种种意义上，今后将日增其重要。延（安）绥（德）榆林，历代本为重镇，现时形势，又成边防要区。余以为亟应有安民固边之经常计划，……关于军事问题，兹不具论，惟可言者，陕北根本上是政治问题，非真正的军事问题。……陕北因穷而乱，因乱而愈穷，现时所需者，为凡入境军队，绝对勿征发，勿筹款，且须办赈济。”其中，张季鸾指出的“政治问题”是有远见的，也是《大公报》同意范长江旅行考察西北的原因。
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旅行考察。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读者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范长江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另外，范那时预测，一旦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而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西北和西南的情况，这是记者当务之急的任务。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于西北民众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听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闻所未闻，叹为观止。其中有客观记述红军长征过程以及动向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还有跟踪采访红军长征的《长安之瞥》、《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等，更有考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弱水三千之“河西”》等。再如范长江撰写的《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对刘志丹部队作了精辟的描写和分析，他在报道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刘志丹同历史上所有绿林好汉不同，并且指出了其所以不同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他写道：“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的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在叙述了刘志丹分土地、反捐款、反派款后，他又分析说：“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范长江接着又写了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会合；彭德怀对蒋介石追兵的猛烈反击，从而揭示出红军能在陕北立足的重要原因，并评述道：“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尤其是范长江追逐长征中红军，跟踪采访，他的通讯真实生动，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备受读者重视。早在1936年初，范长江就能作出这样深刻的报道，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范长江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广大读者开始了解共产党和红军长征，一时间范长江名声大震。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同志有过这样的记忆：“我对长江同志的鼎鼎大名是在报纸上熟悉的。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艰苦的长征。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甘肃、陕西地区时，收集到一些报纸，发现以长江署名的文章，在我军还未长征前即判断我们可能要放弃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分析了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进行转移，并对红军长征过程和下一步的动向作出了估计，大家感到很惊讶，都对长江同志的过人才华而赞叹不已。”《大公报》出版部于1936年8月还将范长江通讯结集成册，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不得不再版9次，发行十几万册，脍炙人口，风行全国，被誉为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此书发行的数量之大，再版的次数之多，影响之深远，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