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作者：邵 建
一
1925年10月10日，“五卅”过去几个月了，胡适从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旋又南下上海。三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日记中记道：“晚八时，仲翁来，……听见适之兄到了，非常高兴欢喜，坐谈了很久，约定明天午后四时和适之兄会谈。”第二天下午四点，胡适到了，陈独秀晚了一小时才来。两位老朋友见了面自然欣喜，但，汪原放日记记得清楚：“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解和意见呢？还是前些年的“问题与主义”。“仲翁当然重‘主义’，适兄仍旧重‘问题’”，汪本人呢？“我不响，但赞成仲翁。”注1
在汪氏的回忆中，到了1925年的11月，胡适和陈独秀的意见更见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来了，和适之兄大谈。我和大哥也在听。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有几分气恼。后来说：“我再来。”也去了。（引同上）
这个场面的胡适很传神，也不多见。胡适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温和理性且矜持，至少陈胡冲突中的胡适不是这样。倒是易于激怒的陈独秀令人意外，他没有发作，只是生闷气。对比他年小且又是亲自介绍进北大的胡适，陈独秀看来比较容忍。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笔者注：指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大叔的袖子，连连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引同上）
这是一个让胡适颇为激动的词：帝国主义。在这个词面前，胡适好像冷静不下来。不过，如果从以上引文仅涉及的四个人来看，在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上，比例是3:1，胡适是孤立的。这个孤立，可视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1920年代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刚刚过去的“五卅”，鼓荡起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潮。当时，正在奉行合作的两个政党，老牌的国民党和年幼的共产党，联手推进“国民革命”，其首要任务，就是反帝。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指示，第三条就是：“……要坚持我们早先采取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走狗的国民革命’。”注2作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时代精神，胡适是自觉游离于它之外的。还是1922年，胡适在《努力》上发表《国际的中国》，就表明他和这种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严格地说，胡适并非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上海和陈独秀的争执不妨视为胡适的率性），如果我们返观胡适那个时期的文字，他没有避讳帝国主义这个词，他反对的其实是，反对当时的舆论形势把反帝视为时代任务的中心。也就是说，外交问题不是当时的首要，首要是自己的内政。针对当时流行的“弱国无外交”，胡适则指出“内乱之国无外交”。因为“外交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和内政有密切关系的”，“四分五裂的中国，破产的财政，疯狂秽污的政治，九个月换五个外交总长的外交，秽德彰闻的国会”，是没有外交可言的，同时也“是外交失败的最大原因”。
胡适的话指的是1923年的3月25日，这一天，上海举行反日大游行，参加者有160个团体，人数达五万。次日，北京大雨，大雨淋漓中，也举行了有几千人参加的大游行。这样的连锁大游行，显然不是自发，而是政治组织的。对此，胡适在《努力》“这一周”中以《外交与内政》为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果然一个不爱管政治的民族，一听得外交问题，也都感奋兴起了！”然而，胡适的态度是“我们对于这种热情的表示，不但不发生乐观，只能发生感喟。”“我们老实承认，我们对于今日外交问题，实在鼓不起热心来作激昂慷慨的鼓吹。我们只希望国人从这种失败的外交状况上格外感觉早早澄清内政的迫切。”注3
胡适为什么在反帝上“鼓不起热心”？难道帝国主义不是一个事实的存在？
是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显然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即使到了1920年代，帝国主义依然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但，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1920年代言，经过八十年的流变，因帝国主义而造成的侵略危机不是更严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
帝国主义，基于它的政治主张或实践，主要是通过夺取他国领土来建立自己的经济、政治霸权。这种侵略危机自1840年始，至1900年的八国联军，已经基本告一段落。随后签署的《辛丑条约》，不排除其中俄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但由于该条约由美英主导，它们注重的是商业利益和“门户开放”。因此，条约最终只是提出巨额赔款，并没有割地诉求。就赔款言，1908年，美国决定退还多收的庚子赔款，并明确希望以庚款兴学，清政府响应，遂有了后来的清华学堂乃至清华大学。1922年12月1日，英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从即日起，中国应付英国的庚款，英政府准备用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以后亦主要用于教育）。除了不平等的条约依然存在，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来说，应当不坏。
1900至1922年，唯一出现领土危机的是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并出兵占领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随后，便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试图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到自己名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结果“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予日本。五四运动即因此而起。当然，中国不是“巴黎和会”唯一的失败者，失败的同时还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因为他没有兑现事前他对中国的承诺（这就导致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他的失望，并把希望转向了列宁）。然而，转机在于，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其中议程之一，便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按照胡适对这个会议的评价：“这个会议确不是为替中国伸冤而召集的，然而中国的国民外交和美国的舆论竟能使华盛顿会议变成一个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的机会。”注4这个机会给中国带来的益处是什么呢？不妨看看国民政府时代的两个蒋博士的回忆。一个蒋博士是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蒋廷黻，他有机会随同中国代表与会，从而目睹了一些会议上的情形，这是他对会议的表述：
我敢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中所表现的非常杰出。在恢复主权方面，也略有进展。例如：在关税方面，中国虽未能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列强却同意中国可以适度的调整税率。华盛顿会议同意中国于改善法院和司法行政后，列强考虑废除领事裁判权。还有，山东由日本交还中国。
蒋博士虽然不满威尔逊的承诺并未在华盛顿会议中得到根本兑现，但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中国在关税、租界、治外法权等方面收获不大，但在恢复主权方面，华盛顿会议却是重要的一步。注5
另一个蒋博士是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这次他受国民党的支持，以非官方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华盛顿会议”。蒋梦麟说：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漩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