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作者：丁磐石
在上世纪中叶以前，我国出现过多位卓越的教育家、德高望重的大学校长。他们博学多识，情操高尚，为国育才呕心沥血，深受学子们的爱戴。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是这方面的代表。而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应在其列。他辞世已经39年，但广大燕京校友、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学者还在怀念他。
新学科的开拓者
陆先生生于1894年，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其父虽为晚清拔贡，但长期只在镇上一家当铺当帐房先生，家境清寒。陆先生聪敏异常，自幼读书过目成诵，遂得这当铺老板的资助而上小学中学，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10年，他考入东吴大学，后又得奖学金于1916年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读心理学。1920年，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东南大学执教。他最先把巴甫洛夫学说和西方国家刚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新兴的心理学理论及方法介绍给中国学生。1927年，他应聘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授和心理学系主任。不几年，经过他的努力，这个系不但多聘有良师，并且拥有很好的图书室、实验室、隔音室、教学所需的科学仪器以及动物饲养间，这在当时我国大学中可以说是设备相当先进齐全的系了。
陆先生教心理学，常带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作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实证，以加深对心理的理解和研究。他讲课既富有学术性，又多有实证，有理有据，妙趣横生。因此好些外系学生也纷纷来选修他开的课程。除教学外，陆先生在生理学、教育心理学、系统心理学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早在20年代中期便多有专著问世。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国内外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与时为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潘菽有“南潘北陆”的美称，同被誉为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
众望所归的大学校长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之一。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规定教会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于是燕大实行双重领导，燕大创办人司徒雷登任校务长，前清翰林、年高德劭的吴雷川先生任校长。1934年，吴先生年迈多病，辞去校长之职，燕大教职员工都推举陆先生继任。这不仅是因为陆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名学者，更是由于陆先生爱国，秉性刚直，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能够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司徒雷登也很赞同陆先生继任校长，他也很钦佩、信任陆先生的学品人品。
陆先生就任校长后的情况是，司徒雷登社会活动多，在燕大主要是抓人事和财务，常用大部分时间去为学校筹措经费。当然，学校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和陆先生共同研究决定的，但学校经常的教学、科研运转和行政管理等，自然地落在坐镇校内主持日常工作的陆先生身上。陆先生廉洁奉公，工作勤恳。他为国育才竭尽心力，常谆谆劝勉学生既要力学，更要敦品，注重品德修养。他引《周礼》上说的，做人必须“坐而论道，立而行之”，认为学生应重实践，不能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目塞听的“腐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决不能计较个人切身利益，而应直面人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大力支持抗日活动
上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甚一日，我国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日益高涨。1935年，燕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燕大周刊》不顾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敦睦邦交令”，每一期都有抗日救国的宣传文章，对此，陆先生力表支持，而他自己也常在不同场合发表抗日的言论。
同年12月，“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兴起，燕大学生与北大、清华等校学生联合举行大会、请愿，陆先生派雷洁琼等中外教员3人带一车馒头进城支援、慰问，保护学生返校。随后，燕大学生自治会执委会主席黄华（原名王汝梅）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清华学生。陆先生即与清华校长梅贻琦联合把这些被捕学生保释了出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陆先生对蒋介石政权实行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对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大学校长“集训”,他借故拒不参加。
“西安事变”后，全民抗战开展。陆先生赞赏说共产党做了一件大好事。燕大新闻系教员埃德加·斯诺曾赴陕北苏区访问，很同情中国革命。邓颖超同志这时期因患肺病化名在西山疗养，出院后由斯诺介绍到燕大美国教员包贵思家休息，再去天津转赴解放区。此事陆先生是完全清楚、默许的。他曾让孩子们代表他去看望。1949年北平解放，邓颖超同志专程去燕园拜望陆先生，表示谢意。
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北大、清华等校都撤退到内地。燕大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美日还有邦交，日本不敢对它进行接管，燕大坚持不内撤，则可成为敌伪统治下的一块自由园地，让不愿受敌伪奴化教育的学生入学。于是燕大成为敌人包围下的“孤岛”，而爱国学生却视之为“绿洲”，踊跃入学。燕大为此大增招生名额。1938年燕大秋季开学时，学生人数已由600人猛增至1100余人。
为便于与日寇周旋，抗战开始后燕大改由司徒雷登任校长，但陆先生还是能起参与校领导的作用。在那几年，燕园学子可以听短波广播，传递抗战信息；可以开会研讨时局。《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声不时在燕园内飘荡。学校常有学生去大后方或延安参加抗日工作，陆先生和司徒雷登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总要为他们饯行，有时还资助他们路费。
当时日寇常对燕大进行干扰、恫吓、威胁，燕大校方总是力加抵制。敌伪要学校开“修身课”，借此奴化学生，燕大则以从不开政治课为由予以拒绝。其他学校被迫参加庆祝“皇军”胜利的游行，燕大则以路远不便为辞拒不参加。日本占领当局提出燕大既然是国际性学校，也应该有日籍教员。他们派来了3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监视、阻挠燕园抗日活动的特务。燕大校方则坚持教授须按惯例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聘请了有正义感的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来校任教。
1940年，燕大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在西直门外被日本军车撞死。燕大校方当即向日军发出书面抗议，并在校内召开追悼大会。陆先生当着日军代表的面，慷慨陈词，义无反顾。
巍然不屈的民族气节
日本侵略者视燕大如肉中刺、眼中钉。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开战，翌晨日军即占领燕园，解散燕大，绝大部分师生被逐出学校，15位教员和10余名爱国学生先后被逮捕。被捕教员中有陆先生、名教授张东荪、洪业和邓之诚等，还有时在“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工作的侯仁之。司徒雷登则被单独监禁，英美教员也被送往山东潍坊集中营。
陆先生等起初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后被投入日寇陆军监狱。面对日寇的利诱威胁、凌辱打骂，这些爱国教员不畏强暴，不屈膝事敌。陆先生被折磨得浑身是病，瘦的皮包骨。日军说只要写了“悔过自新书”便可出狱，陆先生却挥笔写下四个大字“无过可悔”。
监狱规定每月只能探监一次。所谓探监不过是让家属送些换洗衣服和少量食品，而根本见不到“犯人”。陆先生患痢疾，夫人刘文端去探监，见取回的衣服有血迹，就向以前在燕大校医院工作过、时任德国医院院长的郭大夫求助。1942年5月，德国医院把陆先生保释出来。他面色蜡黄，瘦骨嶙峋，已不能走路了。后经旧友和学生的精心治疗，才逐渐康复。
陆先生出狱后，一家大小蛰居海淀成府村，日特继续监视他，他家还多次被敌伪军警搜查。一次，日寇逼他出山为日伪政权服务，他断然拒绝。敌人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的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两年。
陆先生困居燕郊，无经济来源，只有靠典当度日。亲友和学生有时送来一些钱粮、物品，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曾给与资助。清廉的陆先生把那几年所得都写成借据，抗战胜利后陆续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