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
作者：汪文郁
遭逢全国性的“肃托”大搜捕
1952年我是上海《解放日报》文教组的一名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记者，那年冬天，因病正在职工休养所疗养。12月22日星期一晚上8时左右，突然有两个公安人员出现在我面前，顷刻间我被双臂反剪戴上手铐押上了一辆小吉普车，旋即又直驶新闸路我母亲家进行查抄。他们什么也没有抄到，一小时后，只拿了一条薄被子回到车上。午夜时分，当小吉普停下我被押下车时，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只见眼前一片很大的操场上，正攒动着许多持枪的武装人员。操场的一边有座大楼房，敞开着大门，大门口也站着成群身着灰蓝色棉制服的便衣人员。一辆又一辆大大小小的吉普车陆陆续续驶来，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押进这楼房。我在大门口被卸了手铐，拿上被褥，被押进楼房。
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没有想到我会被拘捕。在牢中，我思绪纷乱，坐卧不安，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又被突然叫出牢房。当我挟着被褥出牢门时，只见日光高照，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操场上仍站着不少武装人员和便衣。我和十来个年龄相仿的人被先后押上一辆中吉普囚车，在警笛声中离开眼前的大监狱。囚车过了白渡桥后，并未驶向提篮桥上海监狱，而是沿着杨树浦路直驶，然后在上海发电厂附近拐入一条小巷，进入有武警守门的一幢小洋楼前停下。事情已明白：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肃托”行动。当时我以为只是发生在上海，并不知道实际上是准备周密的全国性统一大搜捕。这里，和我在一起被关押的大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学教师、医院小护士、青年工人和几个失业人员。年龄都不满三十岁，有不少是温州人。他们中有的尚未进入社会，有的和我一样涉世不久，现在都当作托派嫌疑犯了。
不久，我们被集中在一间空房中。一个已记不清姓什么的班主任，语气平和地对大家说，政府办这个训练班是为了挽救一批人。要求大家在这段时间中认真学习，坦白交代问题，彻底与托匪划清界线，以取得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今后还可以回到各自的岗位工作，回到学校读书。如果有人想蒙混过去，拒不交代，可以去提篮桥继续交代，直到交代清楚为止。每个人还发了一本名为《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匪帮》的小册子。
人民政府并没有像苏联斯大林那样滥杀无辜，而是网开一面，宽恕了一批人。被关押在学习班，与翼社有关的有五人。我暗暗地计算一下，可能还有五、六个人被关押他处。这样，在托派一案中被拘捕与翼社有关的竟有十多人，占全体社友的半数左右。令人吃惊的是，翼社中还出了俞硕遗这样的托派中央委员。
翼社本是一个自发的友谊性青年团体
翼社原是纯友谊性社团。在1946—1949年中国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曾先后两次被卷入政治漩涡。1948年11月，翼社中“托派问题”的发生，使不少社友迷失方向，失去了投奔革命的机会，并在这一次肃托中身陷囹圄。
我是翼社社友，曾亲身经历了前后两次灾难。
我在1946年就读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夜校部，同时在校长顾执中办的民治通讯社当记者，半工半读。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中，曾和广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反蒋、反美、要和平、争民主的学生运动。1946年10月，民治通讯社被国民党淞沪杭警备司令部查封。同年11月，经同学介绍，被上海《学生日报》聘为特约记者。仅仅时隔一个月，这家报社也被查封了。以后，《学生日报》总编辑鲍敬文进了《文汇报》当文教版编辑，曾打算介绍我到那里工作，不料1947年5月，《文汇报》也被查封停刊。经过多次往来，我与鲍敬文、蔡大雄等开始熟悉起来。1947年5月，我被同学选为全校学生级联会夜校部主席，积极地投身到火红的学生运动中。不久，我突然胃出血病倒，贫病交迫，无钱就医，幸亏得到鲍、蔡两人的帮助，被送进医院治疗。事后知道，为我支付医院住院费和医药费的是翼社社友羊聪。他与我并不认识，单凭蔡、鲍两人相求，就伸出了援助的手。
这时，我才开始知道翼社的名字。翼社是由一群青年人自发组织成立的纯友谊的小团体，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鲍敬文、蔡大雄、羊聪、沈一全、姚轶群、俞硕遗原是东吴大学附中的同学，他们都酷爱京戏，喜欢在课余时聚在一起哼几句。以后大约有了二十多个社友，都是这些发起人的朋友、亲友和同事、同学。其中还有些社友是蔡大雄执教各中学的高中生，都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大多数社友倾向了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1947年5月，我由同学韦以群和蔡大雄介绍，经过社友大会通过，参加了翼社。
1947年8月，因家庭困难，我与蔡大雄和蔡的学生、老家在扬州的社友夏中瑞3人住进威海卫路587号富通印刷公司内原《学生日报》经理部的一间空房内。这里存放着《学生日报》的上千册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文学经典著作，也有解放区作家赵树理、李季、丘东平、刘白羽等的著作。这里也就成为翼社社友间图书流通和朋友们相聚的地方。
9月19日下午5时左右，我在愚园路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参加学联集会回到住所时，只见我们的房内已一片零乱，蔡大雄、夏中瑞和俞硕遗、余裕明、韦以群都呆坐在一起。国民党“中统”特务在秘密逮捕二楼富通印刷公司人员时，竟将我们也同时逮捕了。这就是当时震动上海的“富通事件”。这一案件涉及翼社被秘密逮捕的有十三人，是翼社第一次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我一生中也第一次戴上手铐，被当作共产党嫌疑，投进了大牢。
1948年初，我们陆续出狱后，翼社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社长鲍敬文及和他一起的社友与翼社断绝了联系；社友潘秋月、程亦凤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于“富通事件”，她们出狱后就去了解放区；蔡大雄仍被关在特务机关牢内；翼社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硕遗就成了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我们几个被逮捕过的人，出狱后都想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投身革命。俞硕遗也曾与余裕明、岑小昀和我商量过，准备将翼社转入地下，通过电话簿上的地址，从邮局散发油印传单，进行反蒋的革命活动。第一期传单的内容拟定为《翼社的9·19事件教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残酷统治，希望从中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翼社是个无名的小团体，有什么地上地下的。
我走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牢狱，就被民治新专校方开除。当时父亲已五十多岁，因为失业，只身飘洋过海去太平洋美国关岛基地做苦工。母亲仍以女红收入为生。我处于失学失业状态，生活艰辛，精神困惑，我急切地想找到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人海茫茫如何寻找？这年11月间，我发现俞硕遗与社友羊聪、姚轶群、孙一全，还有俞的外甥邹一德常在一起，听说他们想翻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引起我的好奇和兴奋，以为他们已找到中共地下党了。有一天见到余裕明时便问起此事。余悄悄地告诉我，他们在搞托派活动。
这之前，我从未听到过“托派”两字，不知道托派是什么。余裕明就告诉我，托派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托洛茨基是俄国十月革命中的红军总司令，也是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去世后，他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不仅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了，而且连他的妻子和儿女也不放过。
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使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找到俞硕遗想探问一个究竟。因为他在翼社中是一致公认的诚笃忠厚的正派人。他的回答是：托派是好是坏，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只是斯大林把一切都弄颠倒了。托洛茨基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后又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起一支红军，在两年半的内战中粉碎了英、德两国支持的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应该是捍卫和拯救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而不是反革命。大家和我一样，对苏联共产党内的斯、托两派之争，弄不清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对托洛茨基的理论也是半信半疑，只是对托洛茨基的不幸遭遇产生了一股同情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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