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托派老人刘平梅
作者：段 跃
一位气质高贵的老人
2007年11月9日傍晚，我接到黄先生从香港打来的长途，他告诉我，刘平梅老人在昨天的晚上故去了。黄先生是刘平梅的女婿，消息不会有错；而一年多以前我已得知，刘平梅患上老年痴呆症，记忆全失，生活不能自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对他的过世，应该说我早有心理准备。然而，那一天，电话中传来的消息依然令我感到意外，面对电话，竟无语。
我第一次听到刘平梅这个名字，是在2000年采访上海的托派老人熊安东时。从熊安东老人口述中，我获知关于刘平梅的三个信息。
首先，他是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人中，在1952年以后被处以无期徒刑者之一。第二，他是少数坚持不认罪、态度强硬者之一。第三，他在被释放后曾经从银行里取出他在上海青浦劳改农场7年的积蓄，但没有取走利息，理由是，利息是剥削来的，分文不能取。三件事联系起来，足以使我对这位老人产生好奇，我设法去采访他。
熊老先生说他已多年没和刘平梅联系了，他推荐我去找上海的另一位托派老人周履锵。不久周履锵老人给我回信，说刘平梅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随信寄来一张便条，是刘平梅亲手画的地图。为了减少我的寻找之累，刘平梅把他家的住址以及乘车路线一一绘出、标明，地图画得非常仔细，字迹清秀，位置明确。虽未见面，我已感受到老人的慈祥与细腻了。
2006年4月，我终于来到广州，依图索骥，在一条老街上找到了刘平梅的住处。他给我开门的时候，动作有些缓慢，我可以透过防盗门近距离观察到他：满头白发，面部轮廓清晰，神情平和，动作从容；一袭浅色居家便装，整洁朴素。观察所得，我对这位老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超凡脱俗，气质高贵。
在以后7天的采访中，每天我都和他谈4个小时左右。像以往的采访一样，谈话以他为主，我只是倾听，偶尔提些问题，或确认他提到的人名、地名。口述时，他使用普通话，语速缓慢，时而夹带出广东口音。与我所采访的其他托派老人一样，他出口成章，思路清楚。可以想象，他在风华正茂之年，曾经才华出众。
托派路线忠实的奉行者
刘平梅1920年出生，他的祖籍在广东中山，其家族是当地一个破落的地主。父亲很早就到上海去做生意，所以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出生一年后即回到广东。学龄期曾在上海读过一年小学，此后，他的生命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广东一带。
他加入中国托派组织的时候正在读高中师范。他在初中时已读过很多书，先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作品，然后是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他在回忆参加托派的过程时说：“一天我的老师高擎宇对我说：‘我已参加了共产主义同盟，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回答，‘这样的大事，让我考虑三天后答复你’。三天后，当我把决定告知高擎宇后，高擎宇带我去见黄静波。黄静波向我讲述了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组织系统，及党员应该遵守的纪律。我表示愿意参加组织，服从组织纪律。自此我就成为共产主义同盟的党员。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主义同盟是托洛茨基派，也不知道托派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后来我逐渐知道了托派的革命路线、政策、战略与策略。自此，我就忠实地奉行托派的革命路线。”
那一年是1938年，刘平梅18岁，自此一直到死，他没有放弃过这个信仰。
刘平梅加入托派后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广东中山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的抗战工作中。1937年他就和他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成立了服务团，其主要工作是，向民众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帮助前线士兵写家书，组织战场救护等活动。一年多后青年服务团被当地政府强行解散，他和同志们散发了一份“告中山民众书”，提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抗日自由，反对镇压抗日的群众团体。”为此他遭到政府通缉，东躲西藏，潜行于广东、澳门与香港之间。期间他冒着危险继续在青年学生与工人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也经历了托派组织内部的分裂和整顿。1941年初，他总算把工作稳定在香港一家印钞票的工厂里。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占香港九龙，18日从湾仔到筲箕湾分4个地方向香港岛登陆。刘平梅一家及工友们避难的茅屋遭到登陆日军的搜查，老弱病残被放走，青壮年男工被留下，他亲眼看到一些人被捆起来带走，一些人当场被砍死。他也没有逃脱砍头的厄运，他说：“日军举起刀就向我砍来，我用左手一挡，刀把我左手砍伤，我站不稳，倒在地上，日军用指挥刀从我颈后插进去，刀在颈骨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血涌流出来，淋到我脸上，血是暖暖的，我还没有感到疼痛就昏过去了。”他醒来后，日军已经退去，他被当作死人丢在一片死寂中。在历尽一系列生命的冒险之后，他终于从屠刀下捡回一条性命。他说，他的头几乎被砍下来，刀入最深处离颈动脉只有一指之遥，如果再多用一点力，脑袋就掉了。
我用相机拍下了他的伤痕：臂上一处，颈上两处，刀痕深深凹陷。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平梅拖着伤病的身体在广东、广西一带做工、教书，同时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期间经常因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追捕颠沛流离，生活贫困不堪。
“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夕，广州托派组织几乎瘫痪，他出面主持这个时期广州托派的工作。他在生活艰难、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设法维持广州托派组织的活动。当时的所谓组织活动，无非是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恢复读书会，讨论形势，学习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刘平梅的想法是，“在组织处于低潮的时候应该有人出面担当责任”。他说，“从那时开始，我做好了准备，早晚有一天我会被捕”。
1952年12月22日，他回家吃过冬至饭，然后返回学校宿舍。那天晚上他在学校宿舍被捕了。刘平梅的前妻也是托派，我采访她时，她讲述了那天晚上家里发生的事情：她正在家中带孩子睡觉，孩子当时还不足三个月。有人敲门，她打开门，几个公安人员闯进门，用枪对着她说，你被捕了。她问：孩子怎么办？回答：抱着，一起走。刘平梅回忆：“几天后，我在牢房里听到婴儿的哭声，我听出那是我女儿的哭声”。“这时我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在这里”。
在采访的第三天，刘平梅拿出一份判决书来。判决书共两页，是那种印有红色竖格的、很软、很薄的纸，纸已经发黄，字是用蓝色钢笔手写的，很多字迹已经模糊。抬头写着：“广州市人民法院判决书，市字第476号”。判决书简要地历数了刘平梅的三个罪状。末尾处写道：托匪刘平梅“捕后无悔改表现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特此判决罪犯刘平梅无期徒刑”。落款处印有广州市人民法院的大红印。时间是1954年。据刘平梅回忆，他收到这份判决书的时间已是1956年。
老人向我一一说明了三个罪状的不实之处。他回忆，审判期间没有经过任何取证、申诉、辩护等法律程序，只是在收到判决书后，公安人员曾对他说：如果你不服此判决，可以继续上诉。刘平梅没有上诉，他说“我心中已经明白，这个罪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是对整个托派的。”从被捕的那天起，不论是审判还是谈话，刘平梅都没有认过罪，他反复重申一句话：“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从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中，他因为认罪态度不好，思想顽固，受过刑具之痛、重刑关押之苦。他的妻子也因此被判刑10年，他的妻子告诉我：“出狱后我看到孩子生活得太困难了，我提出离婚”。刘平梅说：对于离婚，就像当年等待被捕一样，我早有思想准备。
文革期间，他又作为不思悔改的典型，在监狱中被批斗。根据熊安东和王国龙老人的回忆，文革中监狱里有三个托派被拉出来批斗，郑超麟、蒋振东和刘平梅。蒋振东被强迫跪在地上，刘平梅也被强迫下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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