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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要把孟子清理出孔庙
作者：陈 虎
洪武五年（1372）的一天，对于亚圣孟子的神灵来说并不是一个安静的日子。这一天，盛怒之下的朱元璋，想把孟子的木主牌位从孔庙四配的位置上撤下来，取消他配享的待遇。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对孟子本人，而且对儒家的传统信仰均将产生极为强烈的冲击。要了解这一事件的原因，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孔庙中四配的渊源。
四配的由来
旧时中国的孔庙（或称文庙），多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子思居孔子的右边，曾参、孟轲居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孔庙的配享制度，与历史上孔子地位的不断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三国以前，在文献记载中还不见有孔门弟子的任何人配祀孔子。三国魏齐王正始二年（241）“春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壅，以颜渊配”（《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孔子最得意弟子颜渊开始配祀。
一直到唐朝初年，孔庙中也一直只有颜回一人配祀。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诏令以自左丘明、子夏、公羊高至晋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中，配祀人员也是不固定的。总章元年（668），唐高宗命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少保称号。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加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皆配享（以上见《新唐书·礼乐志五》）。孔庙中的配享者增加为颜渊、曾参二人。一直到唐玄宗时期，孔庙中的配祀方式才有了较为明确、具体地规定。玄宗开元二年（714），“司业李元上奏曰：‘先圣庙为十哲象，以先师颜子配，则配象当坐，今乃立侍。余弟子列象庙堂不豫享，而范宁等皆从祀。请释奠十哲于上，而图七十子于壁。曾参以孝受经于夫子，请享之如二十二贤。’乃诏十哲为坐像，悉豫祀。曾参特为之象，坐亚之。图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新唐书·礼乐志五》）。
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宋太祖赵匡胤还亲自撰写了《先圣赞》、《亚圣赞》（见《宋史·礼志八》）。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诏封孟轲邹国公”。元丰六年（1083）冬十月，“封孟轲为邹国公”。七年五月“壬戌，以孟轲配食文宣王”（见《宋史·神宗本纪三》）。徽宗大观二年（1108），从通政郎侯孟请，绘子思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四贤之间。……又诏改封曾参武成侯。“政和三年（1112）……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以上见《宋史·礼志八》）。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春正月“戊申，帝诣太学谒孔子，行舍菜礼。以颜渊、曾参、孔、孟轲配享”（《宋史·度宗本纪》）。“诏封曾参国公，孔沂国公”，配享的秩序为：兖国公、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冉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此为十哲（见《宋史·礼志八》）。
综上所述，孟轲的配享起自宋朝。但当时，孟轲的配享地位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诏封孟轲为邹国公。当时任晋州州学教授的陆长愈奏请于春秋释奠孟子应与颜子并配享之时，就曾引起不小的争议。“议者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提出质疑。礼官们据理力争，说：“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一时争论激烈，只是由于宋神宗亲自下诏裁令“以孟子配食……自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兖国公”，才最终平息了这场争论（见《宋史·礼志八》）。
元朝仁宗延三年（1316）“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至顺元年（1330）……（加封）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元史·祭祀志五》）。至此，四配的名位、名号、封爵等已基本完备。历经数百年的波折、反复，孟子才最终确立在四配中的地位。谁曾料到，至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孟子的配享地位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这次可是来自封建皇帝的冲击，看来孟子的配享地位真得要难保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这恐怕要从朱元璋和孟子两人身上去找根源了。
朱元璋为何如此恼怒孟子
首先，这要从对儒生首鼠两端的朱元璋身上找原因。在朱元璋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既重用佛、道，又时而杀戮和尚、道士。对儒家、法家等也是如此，虽然他经常大骂李斯、韩非等法家，但他治国思想的精髓又多是从法家著作中生吞活剥而来的。他一向标榜孔、孟，言必称三代，儒家思想似乎是他的惟一旗帜，但他在骨子里又实在看不起儒生。如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见《明朝小史》卷1）此虽小事一桩，但可以看出读书人在朱元璋心目中处于什么位置。明朝建立之初，不仅治理地方需要大量人才，而且南京中央政权也需要一批文人学士，朱元璋对于罗致治理天下的贤才包括元遗民，还是曾表现出相当的耐心与真诚的。对于一些早期投奔他的读书人，如宋濂、刘基、陶安等，他也一度都非常信任。建国前后，对他们也曾给以特殊优待。如把刘基看成是自己的诸葛亮、张子房(良)，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之为先生，这算是皇帝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了。洪武初年，在制定处州府税粮时，朱元璋还专门为刘基的故乡青田县减免五合亩税，说是要“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明史·刘基传》）。四先生之一的宋濂，更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他曾做过朱元璋长子朱标的老师，并为朱元璋讲解经史和治国平天下之道。后来任起居注、翰林院学士、知制诰等官，主持修纂《元史》，被称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是朱元璋的文学、儒学首席顾问，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君臣关系相当融洽（见《明史·宋濂传》）。很早就跟了朱元璋的陶安，也同样受到礼重。朱元璋还亲自为陶安的府邸撰写“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楹联，使其门楣生辉，文士与荣。
但其他读书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尤其是攻陷大都后从元朝廷转投过来的那些读书人，最为朱元璋所鄙视，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要推号称元朝“国史”的危素了。危素在元朝曾参与编修《宋》、《辽》、《金》三史，纂写《后妃》等传。明军入大都，“兵入府藏，垂及史册，公（危素）言于镇抚吴勉辈而出之。由是累朝实录无遗缺者，素之力也”（《玉堂丛语》卷4）。“危学士素以胜国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学，礼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后，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为舒徐。上隔屏问为谁？素对曰：‘老臣危素。’语复雍缓。上低声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齐来。’”（见《前闻记》）如此学富五车之人，尚且受到如此轻慢，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动辄惨遭杀身之祸（见拙文《农民皇帝朱元璋的血腥文字狱》）。
朱元璋对历朝历代所给予各路神仙、名人的各种封号也不甚感兴趣。洪武“三年，诏革诸神封号”，只是对孔子还算宽容，“惟孔子封爵仍旧。且命曲阜庙庭，岁官给牲帑，俾衍圣公供祀事”（以上见《明史·礼志四》）。洪武元年（1368）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明史·高祖本纪二》）。又遣使到曲阜致祭，使者临行前，朱元璋谆谆告诫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明史·礼志四》）但当孔子的后人应诏不赴朝时，朱元璋又龙颜大怒。据史料记载，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济宁，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正属济宁路，朱元璋便传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到南京去朝见。孔克坚犹豫不决，称病不出，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前往。朱元璋疑心这位袭封衍圣公看不起他这个出身微贱的皇帝，感觉受了莫大污辱，虽再三压抑，终是恼怒难消，便拟一诏书，快马送给孔克坚，说道：“吾虽起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孔克坚这才感觉大事不妙，便日夜兼程地赶到了南京。孔克坚的到来，使元璋转怒为喜。洪武元年(1368)四月初八，元璋在谨身殿态度亲切而温和地召见了孔克坚。八月壬申，诏“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明史·高祖本纪二》）。从此，明清相沿，对袭封衍圣公便只“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以事”。朱元璋还赐给孔府土地约60万亩，并钦赐洒扫户115户。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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