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刘建章在“太行整风”中的遭遇
作者：李春明
刘建章（1910.3—2008.2），河北省景县人。1926年在北京香山慈幼院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吉林省珲春县、河北省景县县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市民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冀南、冀中行署副主任，石家庄铁路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华北军运司令部司令员。建国后，历任郑州铁路局局长，铁道部车务局局长、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局长、运输局局长、副部长、部长、顾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等职。
1983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三届二中全会，做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杨献珍同志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联系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对自己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所犯错误进行了认真反思，其中在太行山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中，北方局党校在“抢救”刘建章时，他犯的错误尤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忏悔自己的错误，1983年12月24日他让秘书与中顾委委员张策同志联系，约张策一起去刘建章家中要当面向刘建章赔礼道歉。不料刘建章得知杨献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后，却约张策抢先赶到杨献珍家中，看望了杨献珍。这天，三位革命老人见面后，个个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共同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即《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全党全军范围内的整风逐步展开。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的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军政首长都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做会议总结时要求，1943年全区要把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和太行分局关于整风学习的决定，时任冀南行署副主任的刘建章奉命离开冀南，到太行山北方局党校集中学习。这个党校，设在山西太行山区麻田镇附近的柴城。中央对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很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在前方的彭德怀同志负责。党校没有正规的校舍，只有借用的几间民房，校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很少，教务长是杨献珍同志。
稍后，刘建章担任了北方局党校的组织科长并辞去冀南行署副主任职务。下半年即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整风运动。
当时党校的整风学习，有一个“进行准备；开展思想运动，系统反省；学习总结”的三个阶段安排。刘建章和同期学习的同志一道，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为主要文件进行学习，认真钻研文件的精神实质，逐步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由于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觉得整风学习很有必要，大有收获，心情自然也很愉快。
这年的11月，冀南地区又集中了一批县、区级和部队团、营级干部共约700余人，编成六个大队，统称为“后梯队”，到地处太行山根据地山西省偏城西峪的冀南党校进行整风整党。由中共冀南区委书记李菁玉、北方局的宣传部长李大章等人具体领导。整风学习开始时一切都很正常、进展顺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月9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又作了煽动性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错误地掀起了对所谓“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召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同时向中央反映假情况，在10多天时间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1943年8月15日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提出了审干工作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严厉批评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接着又发出了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所限，中央的这些指示没能及时传达到太行山根据地，致使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而被及时纠正了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又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中重演。
1943年8月，北方局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出除奸反特问题的指示，要求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揭露，开展群众性的除奸运动，并对一切“失足者”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使之“悔过自新”。这年年底，由于康生鼓吹的“抢救”歪风的影响，在偏城进行整风的冀南后梯队，将审干、除奸、反特等运动和整风学习搅在了一起，出现了严重的“左”的情绪。当时，后梯队笼罩着恐怖气氛，各单位普遍采取罗织、逼供、诱供、诈供、污辱、打骂、株连，以及“车轮战”、不让睡觉和各种刑罚进行审讯，号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一两个月之内就把百分之六七十的干部打成了各种各样的“特务”，有所谓“单料的”（即一种身份的特务，如日本特务或国民党特务）和“双料的”（即具有两种身份的特务，如国民党特务兼日本特务），还有所谓“三料的”（即具有三种身份的特务，如国民党特务兼日本特务还兼托派特务）等，使冀南的一大批好同志，受到了不应有的对待。刘建章得知此情况后既感到震惊又十分茫然，他生长在冀南景县，参加革命后，又在冀南地区工作多年，对冀南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不少同志还是与他多年战斗在一起的亲密战友，他们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并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理应在政治上得到党的信任和依靠才对，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自己人的“敌人”、革命的对象？
很快，冀南后梯队出现的情况波及到北方局党校，党校里也出现了“左”的情绪，一片恐怖气氛。在群众性的所谓检举、坦白中，株连到一些与后梯队“揭发”出来的“特务”有关联的干部。当时，北方局组织部向党校转去材料，说后梯队有人反映刘建章有问题，是托派特务；党校的负责人信以为真，刘建章就被莫名其妙地株连进去。党校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叫他上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他的问题。
“刘建章是‘托派特务’。”有人在会上检举，并质问他，“你在敌人监狱中发展党，发展的是什么党？”“你与党失去联系那段时间，搞了些什么活动？”“你在景县建立的党组织，是什么党的组织？是谁叫你当县委书记的？”等等。
面对诸如此类莫须有的罪名，刘建章当然不会承认，这时又说他“拒不交代”、“抗拒坦白”，是问题最严重、态度最不老实的头号“抢救对象”。
那时所谓的“抢救”，其实就是审讯人员采用各种刑讯手段制造骇人听闻的恐怖气氛，逼迫“抢救对象”承认自己是“特务”，并继而供出所谓的“特务组织”和“同党”。
当时在北方局党校，对刘建章搞“逼供信”最厉害，对他施用了拘押、刑讯、坐“喷气式”等逼供手段。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审讯人员轮班逼迫他交代“罪行”，不让他睡觉；刑讯人员用绳子将他吊起来抽打，他身上流出的血与内衣都粘在了一起。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这段时间，因刘建章被隔离审查，党校规定，不许他与才来团聚不久的妻子刘淑清和其他同志随便接触。同时动员刘淑清劝说刘建章坦白交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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