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艰难历程

作者:李维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先后参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历时10多年。在这期间,我国史学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方面取得很多成就。现在把我参与上述编辑工作时,亲历、亲闻的几件事写出来,求教于有关学者和读者,也作为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
  
  中美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79年,著名学者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就向中央提出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百科全书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近代西方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开始出版百科全书,但中国一直没有出版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潮涌动,姜椿芳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重视。邓小平决定首先翻译出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文版。消息一传出,首先在理论界引起不少议论:美帝国主义一直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观点我们能接受吗?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条目怎么处理?中美双方能达成一致吗?种种议论通过胡乔木反映到小平那里,但小平不为所动,决心不变。根据他的指示,1979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代表,就合作出版开始进行会谈。邓小平先后接见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总裁斯旺森。他说:“全世界都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部百科全书的第一版1768年首创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以后各版在伦敦及剑桥出版。20世纪初,该书版权转让给美国。1974年前已出版了14版。从1960年开始,该公司对原书体例进行革新,历时15年,组织4000多名各国专家撰写,1974年编成面目一新的第15版。1980年8月12日,我国与美方达成协议,规定美方向中方提供第15版的最新修订稿;中方承担翻译(对原文只译不改)、出版等任务,并负责撰写纯属中国的条目;成立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负责编审工作并协商解决编译中出现的问题。
  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主席是刘尊棋,他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1939年曾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和《扫荡报》、《新民报》记者一起在延安访问过毛泽东。1949年后曾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又多年遭受牢狱之苦,也是三中全会后才出狱的。两位中方委员,一位曾是全国著名“右派”钱伟长,另一位是翻译家周有光。
  协议规定中方重新撰写所谓纯属中国的条目,主要是指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与我们党史、军史有关的条目。这些条目多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撰写,属于军队方面的,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撰写。当时我在总政的编研室工作,所以参与了这项工作。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按照中美双方都能接受的要求,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条目中不使用“伟大”这个词;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人物条目的惯例,每个人都写婚姻和子女状况,《邓小平》条目中写了“和卓琳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争论并不大,难题是涉及对某些人物的评价。
  纠正对项英的片面评价
  根据双方的协定,对于原书中已有的条目,只增不减,例如十大元帅,原书中收得不全,我们补齐了。《项英》是原有的条目,需要重新撰写。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先写了一个初稿。一共七八百字,光项英的错误就写了300字。因为过去有规定,凡是有中央文件的,就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写,起草的同志是根据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写的。这时(1982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资料汇编,刚刚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集了皖南事变前后的文电共201篇,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关键的电报读了好几遍。我感到: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没有经过深入调查仓促作出的。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夜晚,双方激战到14日,叶挺军长下山谈判时被扣。新四军军部与中央的电台联络12日就中断了,15日这天中央与皖南事变中所有的领导人都还没有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显然过于匆忙。
  这个决定把皖南事变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皖南事变中处置失当,对新四军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但从一系列的电报看,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缺乏警惕。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取得反击韩德勤的黄桥战役胜利后,冯玉祥在重庆通过周恩来提醒我们注意蒋介石的反共阴谋。194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一天,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也说:“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940年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1940年11月21日,中央给叶挺、项英的指示还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这就是说,我新四军北移是有条件的,你不停止江北进攻,不给开拔费就不走。但国民党不肯答应这些条件,双方僵持不下。如果拖一个月是12月21日,拖两个月就是1941年1月21日了。1940年12月25日,就是在新四军军部北移前一周,毛泽东还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虽然第二天(12月26日),毛泽东等接获周恩来从重庆的来电,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发了严令北移的电报,项英接电后作出不顾一切按中央指示立即北移的决定,但为时已晚。因此,把迟迟不北移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项、袁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例如“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等等;把项英说得一无是处,把这两位革命家的功绩一笔抹煞了。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最后一条写的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是在党的七大直至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对项、袁错误都没有进行议处。那么,当年那个决定还算不算数呢?
  以上这几个问题,起草《项英》条目的同志,也认为很值得研究。但是这些观点当时无法得到多数同志赞同,更难得到某些权威的认可。因此,1982年春天在一次讨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问题的会议上,我向主持会议的胡绳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记得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姜椿芳、刘尊棋等20多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军队方面有军事科学院的胡兰芝、蒋凤波和我三人参加。我原以为《项英》条目如何写的问题不容易解决的,但出乎我预料,经验丰富的胡绳同志,只用几句话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说:“我们编的不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吗?那就简明一点吧,后面这一段就不要写了。”就是把关于项英的错误完全删去。我很乐意采纳这一方案,与会其他同志也没有反对的意见,这种改法就算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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