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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时约略过半，天色还是黑得如同老锅底儿。位于崇文门大街之侧石缸胡同工部尚书朱衡的府邸，大门忽然被擂得山响，门子打开门眼一瞧，见是两个宫内的乌木牌火者，便问其故，火者答：“皇上传旨，要朱大人立即赶往左掖门候见。”说罢驱马而去。门子不敢怠慢，遂叫醒管家禀报主人。尚在睡梦中的朱衡，被叫醒后也顾不得多想，以为是为杭州织造局用银事，皇上要当面质询，便连忙沐浴更衣乘轿而去。到了左掖门外，仍是黑天黑地，只五凤楼上挂在檐前的八盏大红灯笼，摇曳生出一些光芒。轿夫代为叫门，门内守值禁军回答，请朱大人先在外头候着，等接到旨意再行开门。朱衡无奈，只得站在门洞里干等。
却说永乐十四年建成的这座皇城，虽然是南京皇城的仿制，但体制规模更为庄严宏伟。皇城外围墙高七丈，周长三千一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共有六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即通常所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及乾清、坤宁二宫俱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长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长二百零二丈九尺五寸，高仍是七丈。进紫禁城共有八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端门、午门（即俗称所谓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再东是东华门，再西是西华门，向北叫元武门：除了例朝，皇上平日接见大臣，有时在文华殿，有时在平台。一般被接见大臣，接到通知先来到左掖门前等候。
朱衡来到左掖门不久，五凤楼上才敲响五更鼓。这正是寒气最重的时候：加之后半夜变了天，尖刀似的北风吹得山摇地动，扫在脸上哈气成冰，吸一下鼻子五脏六腑都凉透了。偏这左掖门外比之别处，更是冷得非常。盖因端门午门之间，是一个偌大广场，四周城墙高耸，中间空空荡荡了无一物。从端门里挤进的寒风，打着唿哨扑过来，受阻于紧闭的午门，又旋转着回扑，那股子狠劲儿几可拔树。在这巨大的风口中摇摇晃晃站了不大一会儿，朱衡就冻成了冰棍儿。轿班班头眼见主人老大一把年纪受此折磨，于心不忍，便上前问道：“老爷，这左掖门旁边，不是有专给候旨官员备下的值房么？”
“是呀，是有几间。”朱衡呛咳着回答。
“俺去叫他们开门。”
班头说着就上前去敲左掖门，敲了十几下，才听到里面有人应声：“谁呀？”
“俺是朱大人的家人，俺想……”
“去去去，”不等班头说完，就听得里面不耐烦地吼道，“皇上还没有旨意下来，候着吧。”
“俺家老爷已候了半个时辰了，外头北风这么大，他都快冻成冰棍了。”
“咱有什么办法，咱又不是天神，管得住这狗日的北风。”
“候旨的官员不是有值房么，烦你们打开，让俺老爷进去暖和暖和：”
“值房是有，但找不到管值房的火者。”
“烦你们找一找……”
“上哪儿技？叫你家老爷忍一忍，挺一挺，立马儿天就亮了。”
说完，任凭班头再三求告，里头总是一个不应声。缩在门洞旮旯里的朱衡，听得这段对话，长叹一声，顿时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班头人机灵，咂摸着今日的事情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朱衡还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守门官如此横蛮对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思来想去，他似乎找到了个中原因，便凑近朱衡耳边，轻声说道：
“老爷，依小的看，这帮没根的家伙，是故意整治你。”
“是吗？”朱衡冻得嘴唇打磕。
“狗日的嫌你不给路票。”班头说着在身上搜出点碎银，向朱衡征询道，“要不，小的再喊他们，把这点‘路票’递进去？”
“多嘴！”朱衡白了班头一眼，骂道，“老夫一世清名，今日岂能遭污。”
班头再不敢多言，心里头却埋怨主人迂直。且说这紫禁城内戒备森严，门禁甚多，光是历朝皇帝题匾的大门就有一百多座，且每道门均有禁军把守，守门官都由内*担任。这些牙牌太监虽然官职不高，但因是替皇上把门，借天子之威，纵是三公九卿，他们也不放在眼里。大约在永乐后期就形成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进人大内受皇上接见的官员，一人端门，每过一道门就得给该门值日官送上一份银钱，说一声“公公辛苦了”，值日官则回一句“你走好”，然后笑脸相送。久而久之，这份子钱便有了一个非常恰当的称谓，叫“路票”。路票多少不论，少则一两二两，多则十两八两。从端门到云台，要穿过六道门，虽然每道门所送不多，但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身为朝廷命官受到皇上召见固然是无上殊荣，但这守门官的路票盘剥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一些清廉官员每每为此叫苦不迭却又莫可奈何。也有一些官员想硬着头皮闯过去不给，守门官就会把他拦住百般刁难，往往误了觐见时间而遭到惩处。曾经有一位知县觐见皇上，随身带了四十两银锭。守门官欺他是个乡巴佬小官，连哄带唬，才过四道门，所带的银子就被敲诈得一干二净。过第五道门无路票可送，守门官是个挖窟窿生蛆的阴损主儿，便故意指错路，让这位县令走进一位贵妃住着的院子。擅闯禁宫，这可是犯了天条，理当受刑大辟，虽然许多官员上折疏救，这位县太爷依然受到廷杖被打断了一条腿，并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等惨痛教训，叫官员们听了谁不心惊胆战？因此都抱着息事宁人蚀钱免灾的态度，凡人大内都备足“路票”钱。当然，官员中也有不信邪的，每次入宫经过那些重门，都犟颈驴子似的扬长而去。当年的海瑞是那样，眼下在左掖门外候旨的朱衡也是这样一位软硬不吃的硬汉。
朱衡与高拱是同年进士，岁数却比高拱大了五岁，今年已过了六十七。他两度担任工部尚书，这第二次已当了七年，如今还在任上。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为稳定局势，留任了三位老臣。一是吏部尚书杨博，二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第三便是这个工部尚书朱衡。众京官都还记得，隆庆六年穆宗皇帝驾崩前夕，这位倔老头为了潮白河工程款一事气得要敲登闻鼓。在部院大臣中，朱衡的倔犟是出了名的。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事体没有人情。凡工部职责权限之事，他把关极严，若不合规矩，哪怕是御旨他也敢违抗：因此在京城官场中，大至三公九卿小至部曹掾吏，莫不都对他敬畏三分。
兴许是天可怜见，就在朱衡在门洞里备受煎熬的时候，一阵紧过一阵的北风忽然间弱了下来。朱衡一直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不停地揪着一挂挂的清鼻涕。这会儿略略感到好受些。忽然，隔着厚重的门壁。听得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对话的声音：
“他娘的，这北风怎么停了？”一个尖尖的嗓音没来由地咒骂起来：
“是啊，”另一个更显得油滑的声音接腔，“老天爷该不是姓朱吧。”
“这老屎橛子，咱们讨个值房住住，他从中作梗，这回逮着机会，让他吃吃苦头。”
“这苦头还没吃够呢。老天爷帮着他。”
“……”
朱衡听得真切，只觉得心窝子像是被人踹了一脚。他咬着发乌的嘴唇，愣怔怔地望着黑漆漆的长天，想起去年冬月发生的一件事情：
京城各大衙门及这皇城紫禁城的所有房屋，无论是兴建或修缮整理，统归户部管辖。这午门之左一直有五间值房，本系候朝官员暂时休息之处，同时也收贮了一些卷箱，凡人经筵侍班讲读，亦在此伺候。去年冬月，这午门的新任值门官王起忽然上了一道内折，向皇上讨这五间房居住。皇上发折出来，着工部斟酌。朱衡一看折子就有气，心里头直骂阉竖们胆大妄为，竟然把主意打到官员候朝的值房上来。遂以工部名义上了一道公折，言这五间值房是永乐皇帝对候朝官员心存体恤而建造，之后历经百余年八个皇帝，此值房都未曾更易。现在怎能更改祖宗法度，变众官候朝之值房为守门员之私宅？小皇上看了这个公折后，批道：“既是各衙门公会候朝之所，今后不许奏讨。”这一场小小风波才算平息。朱衡每天有多少大事要办，此等小事一经过去，他就忘得干干净净。没想到由此得罪了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值门官。今日得此机会意欲往死里整他。
跺了一会儿脚，朱衡稍感暖和。他不想窝在门洞里听“闲话”生气，便一边搓着脸，一边踱步到广场上，班头跟着他一步不离左右。此时天色欲亮未亮，正是一天中最为贼冷的时候。朱衡高一脚低一脚走近端门，弱下去的风势忽然又猛烈起来，吹得朱衡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万般无奈，只得在班头的搀扶下挪到墙角儿暂避。眼见那股子寒风愈吹愈烈，转瞬间又形成地动山摇之势。朱衡倚着高墙，感到那厚重的墙体也在抖动。他忽然产生了一丝恐惧，眼前出现了天倾地陷的幻景。班头紧紧搂着瘦骨嶙峋的朱衡，感觉是搂着一根冰柱子。心里担心老头子顶不住要出事，便大声嚷道：
“老爷，咱们回吧！”
“回，回哪儿？”
“回家。”
朱衡拼命地摇头，他的舌头僵硬，已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但他仍断断续续说道：
“咱、咱、咱等、等皇、皇上…”
偏这时候，五凤楼上的一盏硕大宫灯被吹脱了钩子，任风撕扯着轰然坠下，重重地摔在朱衡面前。眼见半空中冷不丁飞下一颗火球，朱衡猝不及防，吓得惊叫一声。顿时一口痰堵在喉咙口上瓷瓷实实吐不出来，片刻儿就憋昏了过去。班头一只手搂着他，另一只手又是摇他脑袋又是捶他的背心，好不容易才让他把那口痰“咳”了出来。人虽然苏醒了过来，但已是软绵得只有进气没有出气。
差不多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天色才慢慢放亮。在刀搅一般的北风中，但见黑黢黢的城墙，高耸耸的楼阁，密沉沉的飞檐，光溜溜的地砖，都像是用寒冰砌成。班头费了老鼻子劲把朱衡搬到轿子里蜷起，然后又去敲门，两只拳头擂得生痛，半晌才听得里头有人走过来，隔着门缝儿喊道：
“朱大人您请回吧，皇上今日有事，会见取消了。”
班头也不答话，只命令轿夫赶快起轿，如飞一般回到石缸胡同。
朱衡回到家中，已是嘴唇发紫四肢僵硬，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热炕上焐了几床厚棉被，足有半个多时辰都没缓过劲儿来。本说是去见皇上，一家人兴奋得不得了，谁知竟是这样站着出去抬着回来，合府百十口主仆无不慌炸了把儿。朱衡的诰命夫人本已上了年纪，哪经得这般惊吓？守在床边六神无主，除了一把一把地抹眼泪，再也想不起该干什么。亏得管家朱禄方寸不乱，张罗着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端到床边来，撬开朱衡的嘴一点点地灌下，然后把被子焐得紧紧的发汗。这么翻来覆去的折腾，大约翻了巳牌，一直昏迷着的朱衡才悠悠醒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竞忘了发生的事情，看看床边围着的人脸上都挂着泪痕，不解地问：
“你们是怎么了？”
看他犯迷糊，老夫人更是心如刀绞，只瘪着嘴呜呜地哭。还是朱禄挤上前来答道：
“老爷，今儿五更天，你在午门外冻坏了。”
经这一提，朱衡才醒了神，记起了早晨在午门外受到的侮辱和磨难，顿时头痛得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经此一冻便是发作得厉害。嗓子里像扯风箱似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也吐不过气来，婢女给他垫高了枕头，老夫人又张罗着找出家中常备的“六神顺气丸”，让他服下，这才又慢慢平稳下来，待他喘咳稍停，朱禄问道：
“老爷，您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么？”
“唔？你是说，说……”
朱衡又是一阵呛咳，婢女赶紧给他捶背，待吐出痰后，管家继续说道：
“小皇上才十二岁，朝中又无甚急事，怎么可能这么早传旨见你呢？既然传了旨，为何又突然不见了呢？”
“啊？”
“我看八成是太监使坏。”朱禄肯定地说，“老爷，你平日进宫，从来不给值门官施舍路票，这帮家伙的心都是秤钩做的，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有几分道理，”朱衡微微颔首，又狐疑问道，“不开值房的门让老夫受冻，这是太监使坏，但我看他们还没这么大的胆子乱传圣旨，这有欺君之罪，谁敢？”
朱禄想想也是，也就不再吱声。这时候门子来报：工部左侍郎潘季训来访。朱衡知道潘季训此来肯定不是一般的探望，不能拒见。按士人规矩，正式会客应在客厅，倘是密友，也可延至书房。同朱衡一样，潘季训也是有名的治河专家，只是在治河方略上，与朱衡不尽一致，但潘季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前年京察从江西巡抚调任工部左侍郎，勤勉做事远离是非，朱衡对他很是器重，工部一应大事都与他商量，堂官佐贰相处得十分融洽。朱衡本想安排在客厅见面，但没有力气撑坐起来，只好请家人回避，把潘季训请到床前会见。
潘季训在朱禄的引领下走进房中，一眼瞥见躺在床上的朱衡面色蜡黄眼窝塌陷，形色枯槁眼神也是憔悴不堪。禁不住心下一酸，趋向床前握着朱衡的手，噙着两泡热泪说道：
“朱大人，你受苦了。”
“这苦受得窝囊，”朱衡自我解嘲说道，“阉竖们就因为老夫不肯给路票，就买通了老天爷来整我。”
“朱大人，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潘季训在床前坐了下来，忧虑地说，“今日刚刚点卯，杭州织造督办太监孙隆又到部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移文何日下发？”
“这个移文不能发！”朱衡虽然身在重病之中，但谈起公事来，还是那么决断。
“部堂大人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因此回绝了孙隆，告诉他此事还要上奏皇上，就工费银问题再行磋商。那孙隆悻悻而去，临走留下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你们部堂大人已在左掖门外守了两个时辰的门墩儿，未必还想多候几次？听他的口气，朱大人受此折磨，肯定与江南织造的移文有关。”
“这么说，是孙隆假传圣旨？”
“下官有这个怀疑。”潘季训想了想，又道，“不过，没有人撑腰，孙隆决不敢这样干。”
“这人会是谁呢？”朱衡问。
“那还有谁？诈传圣旨，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
潘季训为人谨慎，说话留有分寸。朱衡想着那个人是冯保，却也不便说出口。顿时又烦躁不安血往上涌，两眼一直再次晕厥过去。慌得家人又是灌参汤又是掐人中，好半天才又把弄醒。潘季训怕留在这儿添乱只得悄悄儿告辞。朱衡睁开眼珠子见不着潘季训，窝了一肚子话找不到人倾诉，喘了一阵子，他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竟一掀被子下了床，让婢女拿过官袍替他穿上。
“你要干什么？”夫人问。
“上内阁。”
夫人急了，数落道：“瞧你这样子，风都能吹倒，哪能出门，快躺到床上去。”
“你放心，老夫这口气，一时半会还断不了。”
朱衡说着，又是一阵呛咳，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硬是犟着出门登轿而去。
张居正一大早入得值房，杂役早把地龙烧得很暖，张居正先去内屋解下挡风的斗篷，又脱下穿在官袍里的羊羔皮袄子，这才出来问一旁候着的书办姚旷：
“莫文隆来了吗？”
姚旷回答：“昨儿个通知的是辰时过半，眼下离辰时还差一刻呢。”
“他人一到，就领到我这里。”
张居正说罢，就蹙到紫檀翘头大文案后头，在那把黄花梨透雕靠背玫瑰椅上落座。案台上先已放了一只贴了封条的折匣，皇上看过的奏折，都由司礼监盖了关防装匣封出，每日早晨送到张居正的值房拟票。张居正命姚旷启封开匣，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奏折，只见封皮题签上写着：“工部尚书朱衡请酌减杭州织造局用银疏”，顿时就打开来阅读：
昨者，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孙隆到部传谕：今年杭州织造局用银数增至八十万两银。循例本部出半，应调拨四十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乞圣明按常额取用。
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织造俱有定额。穆宗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二十万两，承祚之初年，亦只费四十万两。且此项用度，须司礼监与本部会商定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
今次用银，突然增至八十万两之巨，且事前司礼监不与本部会商，竟单独具事上闻，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规矩。因此，本部拒绝移文。
仰惟皇上嗣登大宝，屡下宽恤之诏，躬身节俭，以先天下。海内忻忻，方幸更生。顷者以来，买办渐多，用度渐广，当此缺乏之际，臣等实切隐忧。辄敢不避烦渎，披沥上请。伏愿皇上俯从该部之言，将前项银两裁减大半。今后上供之费，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旧制，止于内库取用。臣等无任惶悚陨越之至。
读完这篇奏疏，张居正在心里头连连叫了三个“好”字，又把这折子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这才放下。正思虑如何拟票，姚旷把杭州知府莫文隆领了进来。
莫文隆五日前进京述职，张居正三天前就已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本不该再见的。盖因他昨日听说孙隆到工部办理移文让朱衡轰出来的事，情知会有一场风波发生。朱衡与冯保都不是息事宁人之辈，何况这件事涉及国家财政，是发生在万历二年新春上元的第一件大事。张居正心底清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当然，他可以耍滑头，两边都不得罪，把最后的仲裁权交给皇上，但他不想这样做。自前年六月上任首辅，到万历元年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他主要精力都放在整饬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帝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功簿”的档录作为依据。这项改革看似简单却很管用，自推行以来，京城各大衙门一扫过去那种疲疲沓沓冷水泡蘑菇的办事作风。每接手一件事，当事官员再不敢敷衍塞责。过去那种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根本转变。究其因，是官员们害怕在“考功簿”上记下秽行劣迹，断了晋升之路。人既管住了，张居正便想从今年也就是万历二年起开始整顿财政。
但是，他已考虑了多年的深思熟虑的一揽子计划还来不及推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矛盾就发生了，他立刻就敏锐地感到，这件事为他的财政改革提供了绝妙契机。基于这层考虑，他不但没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份闲情，反而寝食难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因势利导把这里头的“戏”做足，因想到杭州织造局的事情历来由杭州府衙帮办，为了摸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再次接见莫文隆。
莫文隆五十岁出头，通籍之后，从正九品的县主簿干起，他从未破格提拔，硬是凭着三年考满晋升一级的士人通途，一步步爬到现任的杭州知府任上。他在这任上兢兢业业干满六年，去年例当晋升，但因杭州是江南财赋重地，争抢这一职位的人很多，吏部一时委决不下。张居正遂决定让老成持重的莫文隆留任，给他晋升一级，挂从三品的浙江省布政司参政衔。这一安排自然让莫文隆高兴，心里头对张居正存了一份感激。
因是第二次见面，也就不用寒暄。张居正很快把话切入正题，问道：
“杭州织造局衙门，离你们府衙有多远？”
“不算太远，都在清波门附近。”
“平常来往多不多？”
“不多。”
“为何？”
“他们是钦差。”
张居正听出莫文隆话里头有弦外之音，也不再追问，只是谑道：“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
莫文隆咧嘴一笑算是默认。
张居正接着问：“杭州织造局的公事，你们府衙如何配合？”
莫文隆摇摇头，略一迟疑苦笑着问：“首辅大人，您允许下官说实话否？”
“当然要说实话。”
莫文隆伸出四根指头，决然地说：“四个字，苦不堪言。”
“苦在哪里？”
“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儿，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匹大红妆花过肩蟒缎吧，从缫丝到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得马虎。一匹缎子千辛万苦织成，钦差的督造太监过目检查，若找到一个米粒大的疵点，这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报废的缎子还不给退回。”
“为什么？”
“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流传到民间。”
“这么说，杭州的织户饱受这钦差之苦？”
“可不是。”莫文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接着说，“一匹缎子就算验关过了，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二十两银子？”
“实际价值多少？”
“值八十两。”
“那织户岂不亏本？”
“是啊，不然下官怎么说是苦不堪言呢。”莫文隆逮着机会诉苦，索性一吐为快，“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等的头痛事。八十两银子一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二十两，杭州府衙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再给织户凑二十两。即便这样，也没有哪一家织户愿意干。”
“那你们是如何摊派的？”
“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聚起来，分片抓阄儿，抓着谁就该谁。”
“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
“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但别无良策，方才说的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
“行了，这些你就不用说了。”张居正打断莫文隆的话，“据此倒推也约略知道，每道工序都把关极严，织造局所付工钱又很少，是不是？”
“是。”
“你当了六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也摸得很熟，今天你对我说实话，制一件龙袍，到底要花多少两银子？”
“从织造局的账面上付出来，不到两千两银子，咱府衙还得往里贴两千两。”
“总共才四千两？”
“是，”莫文隆肯定地回答，“这已是满打满算了。”
张居正好一阵默然。然后长吁一口气，叹道：“隆庆皇帝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的龙衣，价码儿最低，却也是二万两银子一套。”
“是啊，”莫文隆瞧着张居正沉重的脸色，谨慎答道，“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四年龙袍。他大行前一年，做一件便宜的，造价是八千两银子。”
“实际值多少？”
“这件龙袍只用了三千两银子。”
“造价二万两银子的龙袍呢？”
“下官方才已说过了，四千两银子。”
“四千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上付出来！实际上只有二千两。只有二万两银子的十分之一，剩下的银子都哪里去了？”
张居正已是十分的震怒，一拍案台问道。其实他并不是问莫文隆，而是一腔愤懑脱口而出。莫文隆不知端的，却以为问的是他，顿时吓得冷汗一冒，挺直了身子答道：
“回首辅大人，杭州织造局直受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下官无权过问。”
“我并不是问你，”张居正见莫文隆误解，又解释说，“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与请银的价格之间，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就没人管。”
“这个没法儿管。”莫文隆小声嘟哝。
“为何？”
“自开国圣君洪武皇帝到如今，造龙袍的价格都高悬不下。这已成了定规，没有人去怀疑它是否合理。”
“这中间巨大的差价，难道都让钦差督造们贪墨了？”
“首辅大人没到过杭州，不知道督造的太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的奢侈。”莫文隆愤愤说道，“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炮龙烹风只当常事，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船，就是他们织造局的。”
此前，张居正就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成分，但没想到漏洞会这么大。国家税赋有限，每年人不敷出，户部恨不能一个子儿掰成几半儿花，可是，这些太监们却如此挥霍无度。太仓纵然是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纵然堆得比景山还高，也不够这些败家子们冒额鲸吞。想到这里，张居正脱口喊道：
“莫文隆。”
莫文隆赶紧起身应道：“下官在。”
张居正示意他坐下，又问：“仆听说，你与致仕的应天巡抚张佳胤是同乡？”
“是。”
“张佳胤是有名的干练之臣，隆庆五年，由于仆的举荐，他由兵部职方郎中晋升为应天府尹。到任一年时间，就政声鹊起。深得地方爱戴。隆庆六年四月，因处理安庆兵变触怒了高拱而被免职。仆主持内阁后，意欲给他复职，却不凑巧他家慈升仙，须得夺情三年。上个月他还有信致仆，言在家治《易》，颇有心得。”
听得首辅如此称赞张佳胤，作为同乡，莫文隆亦觉脸上有光，答道：
“张佳胤是家乡有名的才子，深得士人注仰。”
“他不单是才子，更是难得的循吏。”
“循吏？”莫文隆一愣。
“对，循吏！”张居正答得斩钉截铁，“莫文隆，你应该以他为楷模，勇于任事。”
“是，下官谨记首辅教诲。”莫文隆刚说罢这一句应景儿的话，忽然又明白到首辅话中有话。犹豫了一下，又答道，“下官待罪官场这么多年，一不贪，又不怕吃苦，惟独缺的，就是一个‘勇’字。”
“而仆现在向你要的，恰恰就是这个‘勇’字，”张居正说张佳胤，目的就是启迪莫文隆要做一个诤臣，“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既摸得清楚，就应该上书直谏，以张皇上耳目。”
“谏什么？”莫文隆仓促中问了句糊涂话。
“织造局制作龙袍的工价银。”
“这……”
“有难处吗？”
张居正扫过来的目光，火一样灼人。莫文隆浑身不自在，畏葸答道：
“下官说过，龙袍工价银自洪武皇帝开始，就是这么定价的，都二百年了，经历了九个皇帝，未曾更易，这已成了祖宗规矩。”
莫文隆的这段话中藏了心机，盖因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初，第一次觐见皇上陈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时，曾说过“一切务遵祖制，不必更易”，这席话登在邸报上，已是布闻天下。对当时纷乱妄测的朝局，的确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一年半时间，张居正的治国大略，与这句话也基本相符。因此，莫文隆特别提出“祖宗规矩”四个字，意在提醒张居正，这件事不可乱碰。张居正心思通透，哪能听不懂莫文隆的话外之音？他觉得不仅是莫文隆，就是整个官场，都存在着不知如何审时度势掌握通变之法的问题，因此便借机阐述自己的观点：
“祖宗规矩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好有坏。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坏的规矩，不合时宜的规矩，就得全都改掉。譬如织造局用银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简直是恶劣透顶，焉能不改？”
听这掷地有声的口气，莫文隆知道首辅已经下定了决心，加之他平素对织造局钦差的飞扬跋扈早就心生痛恨，因此爽快答道：
“首辅欲开万历新政，下官无任欢忻。矫枉黜侈竭诚事启本是臣节。下官明日动身返回杭州，一回到府衙，就立即写折上奏。”
“你回杭州要多少天？”
“水路半月，陆路十天。”
“太晚了，”张居正脸色露出急切的神气，“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写好了折子送到通政司，然后再动身回杭州。”
莫文隆不明白首辅为何要得这么急，却也不敢问。正说告辞，只见姚旷神色慌张跑了进来，对张居正说道：
“首辅大人，工部尚书朱衡被人抬进了内阁。”
张居正这一惊非同不可，急忙问道：“什么，抬进来的？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他在左掖门前被冻坏了。”
姚旷接着就把五更天里左掖门前发生的事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斥道：
“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何现在才来报告？”
姚旷答：“小的也是半个时辰前才知道，因见着首辅在与莫大人谈话，就没有进来打扰。”
张居正情急中不得细问，只对莫文隆说：“你回去照仆说的办，要快！”说罢起身离坐，在姚旷引领下出门迎接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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